华人富豪近40年向美国大学捐79亿美元,哈佛耶鲁斯坦福在列

今年10月底,哈佛法学院收到了一笔巨额捐赠。捐款人是华裔律师朱钦文(Morgan Chu)和妻子Helen Chu,两人大手一挥捐了3140万美元,创下建院以来单笔捐赠最高纪录。这笔钱校方会用来设立6个新的教授席位,支持教授开展法律教学和学术研究。朱钦文夫妇不是首次给哈佛捐款。2013年,两人就给哈佛法学院捐了500万美元,永久设立法学院院长教授席位。多年来两人一直在资助教授席位、学生奖学金和教学研究计划。两人的捐赠对象也不止哈佛。2024年他们就向UCLA美国文化研究所捐了1000万美元,用于亚裔、非裔等研究,当时也创下了该机构最大单笔捐款纪录。实际上,类似的巨额捐赠故事,在美国名校经常上演,其中的华人身影也不少见。

近40年来,华人向美国大学“捐”了79亿美元

美国高等教育法有明文规定,如果高校在一年内从同一个外国来源获得的捐赠或合同累计达到25万美元及以上,就必须向教育部申报。截至今年10月31日,全美高校累计申报了来自1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4.3万笔外国资金交易,总额高达约763亿美元。在这份跨国资金名单上,中国内地、中国香港、中国台湾、中国澳门合计以1.3万多笔、约79亿美元的总额排在全球第二,仅次于约90亿美元的卡塔尔。

图说:美国教育部这张图里的中国资金,只统计了中国内地和中国香港,总金额约72亿美元

单看中国内地,则以53.4亿美元排在全球第三,这些钱流向了全美260所大学和机构,最早可追溯到1987年。很有意思的是,哈佛不是中国内地资金方的最爱。纽约大学才是最大的受益者。自2010年以来,该校累计收到303笔来自中国内地的资金,总额约5.05亿美元,平均每笔约167万美元。总额和单笔平均金额都相当可观。哈佛排第二。从1987年到今年共有557笔交易,平均每笔约76万美元。校方与校友、基金会和研究机构跨越近40年的往来,才积累出这个数字。哈佛与中国资金方往来时间更长,交易笔数远高于纽大,但总金额却比纽大少了近8400万美元,单笔平均金额也更小,可见资金总额和交易频次不是一回事。紧随其后的是美国理工巨头斯坦福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从2005年至今共获得559笔捐赠,总额约3.04亿美元,平均每笔约54.3万美元。MIT从1997年至今有233笔交易,累计约2.42亿美元,平均每笔103.8万美元。虽然交易笔数不到斯坦福的一半,但总金额也超过2亿美元了。再往后,耶鲁大学以约1.76亿美元排在第五,1997年至今共发生216笔交易;排名第六的哥伦比亚大学共获得1.63亿美元捐赠,自2009年以来累计交易435笔。这六所大学获得的中国内地资金均超过1.6亿美元,交易总额高达18.1亿美元,约占资金总额的三分之一。名校对中国内地资金方的吸引力,可见一斑。一所学校能持续获得校友和基金会的捐赠,说明它和毕业生之间保持着长久的关系。最夸张的是排在第七名的茱莉亚学院。它直到2017年才出现来自中国内地的资金,但9年间仅5笔交易,总额就高达约1.5亿美元,平均每笔约3000万美元。这份名单中,交易次数少、单笔金额大的学校还有几所。比如罗切斯特理工学院13笔就获得8838万美元;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50笔交易拿到约9557万美元;普林斯顿大学以71笔、总额5572万美元排在第25名。

美国名校巨额捐款背后,站着一群华人精英

美国大学累计收到的约763亿美元外国资金,不全是捐款,这笔钱按性质分为四类。第一类是合同(Contract)形式的资金往来,占总额的59.9%,约457亿美元;第二类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大学捐款(Gift),占19.8%,约151亿美元。其余是附带限制或条件的合同(16%)及捐款(4.3%),合计约154亿美元。如果把两类捐款加起来,大概只占外国资金总额的24.1%,即这763亿美元中,约四分之三属于合同,真正以赠款形式出现的只有约四分之一。比例看起来不算高,换算成金额却相当惊人。来自世界各地的个人、企业和基金会,实实在在给美国大学捐了超183亿美元。这近两百亿美元的外来捐赠,通常会用于建教学楼和研究中心、支持前沿科研、支付奖学金,每一项最后都落到一个个学生身上。

图源:美国教育部

在这些跨国资金往来中,华人或华裔真真切切留下了自己的名字。今年朱钦文夫妇给哈佛法学院捐款,用的是校友身份。朱钦文1976年从哈佛法学院毕业,此后深耕知识产权诉讼领域,成为美国知名的知识产权律师。但无论事业走得多远,他始终没忘记影响自己人生走向的母校。谈到捐赠,朱钦文很感激当年哈佛法学院“误打误撞”录了他,让他接受了世界一流的教育,度过了非常快乐的求学时光。

图源:哈佛法学院

像朱钦文这样,以个人或家族基金会名义捐款的华裔商界领袖,还有一大批。1901年,广东籍华工丁龙将1.2万美元的毕生积蓄捐给哥大,这是哥大著名的“丁龙汉学讲座”及东亚系建立的资金源头,这也是华人向美国大学捐款的历史开端。此后几十年,个人或家族基金会的捐款数额,早已远超这个数字。2010年,高瓴资本创始人张磊以个人名义向母校耶鲁管理学院捐了8888888美元。这个数字在华人文化里寓意发财。这笔捐款也创下当时该学院毕业生单笔捐款纪录,用于新校区建设及与中美文化交流项目。香港地产大亨李德义1962年和1964年先后获得MIT学士和硕士学位。2015年,他向母校捐了1.18亿美元,设立李德义MIT房地产企业实验室,用于国际生奖学金、房地产可持续研究及在线课程开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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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源:MIT

个人捐赠多半是回馈,家族捐赠就多了一层传承的意味。2012年,赵锡成家族基金会向哈佛及其商学院捐了4000万美元,创下当时哈佛收到华人捐赠的最高纪录。其中3500万美元用于建设赵朱木兰中心(Ruth Mulan Chu Chao Center),另外500万美元则设立了资助华裔学生的家族奖学金基金。对于这笔巨额捐款,“华人船王”赵锡成说,一是纪念已故妻子赵朱木兰,二是感谢哈佛商学院培养了他的四个女儿。两年后,香港著名企业家及慈善家许智铭又给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捐了1000万美元,成立“许氏创意研究基金”,用于推动中美及国际经济问题研究。同年,哈佛公共卫生学院也收到高达3.5亿美元的捐款,当时也创下哈佛建校以来单笔捐赠额最高纪录,出资方就是香港恒隆集团的陈氏家族基金“晨兴基金会”。为纪念恒隆已故创始人、陈氏兄弟的父亲陈曾熙,哈佛公共卫生学院由此更名为哈佛陈曾熙公共卫生学院(Harvard T.H. Chan School of Public Health)。哈佛是现在美国最富有的大学,单从十几年前的这三笔巨额赠款就可以看出它的“壕气”。阿里巴巴联合创始人蔡崇信与吴明华则是耶鲁和斯坦福的捐款常客。2016年,蔡崇信曾向耶鲁法学院捐赠3000万美元。斯坦福大学吴蔡神经科学研究院、吴蔡人类表现联盟,耶鲁大学吴蔡研究所、蔡氏创新思维中心、蔡中曾中国中心,都是两人捐赠留下的痕迹。蔡崇信本人先后取得耶鲁大学经济学学士和法学博士学位,吴明华本科毕业于斯坦福大学国际关系专业。两人的三个孩子里,两个在斯坦福、一个在耶鲁就读。蔡崇信的父亲蔡中曾,同样是耶鲁法学博士。钱从一个家族流向一所大学,留下的不只是捐赠者的名字,也是一个家族对教育的重视和期许。

图源:斯坦福大学

以企业或慈善基金会名义捐赠的代表人物,是华人地产大亨潘石屹、张欣夫妇。2014年,两人通过SOHO中国基金会,先在哈佛豪掷1500万美元,随后又给耶鲁捐了1000万美元,设立助学金基金,资助赴美求学的中国低收入家庭学生。2016年12月,盛大网络创始人陈天桥与夫人雒芊芊向加州理工学院捐赠1.15亿美元。加州理工随后设立陈天桥雒芊芊脑科学研究学院。这笔捐款当时引起不少讨论,两人并未在加州理工就读,为什么把巨款投向这里?答案和他们的研究愿景有关。为了推动脑科学研究,两人投入10亿美元设立天桥脑科学研究院,并花了两年时间走访全球多所顶级大学和机构,最终选定跨学科基础研究实力深厚的加州理工学院。此后,他们的支持也逐渐延伸到国内的大学和医院。多数捐赠往来都是善意的,但最近恒大清盘人向哈佛发出的追讨函,却打破了这种平静。早在2013年和2016年,恒大集团分两次给哈佛捐了约12亿港元,资助哈佛绿色建筑与城市中心、恒大免疫疾病中心、数学科学与应用中心的建设和研究。没想到十多年后,恒大进入清盘程序,清盘人质疑部分资金不合理。这笔12亿港元的捐款,清盘人并未追讨,但要求哈佛退还2020年科研合作项目1430万美元预付款中未使用的约200万美元。这也能看出,企业与大学的资金往来,往往带有明确的合作目的,比如支持科研合作和技术交流,也有社会责任的考量,这与个人或家族基金会有很大不同。

图源:搜狐

美国名校,一台庞大的募款机器

放眼全球,没有哪个国家的大学捐款,能这么高频、这么密集。在美国,大学捐赠更像是一门生意。美国的高等教育是产业,私立校自负盈亏,捐赠就是学校维持运转、争夺科研和人才的重要资金来源。以哈佛为例。2026财年,哈佛的运营收入为67亿美元,其中捐赠及捐赠基金收益占48%,接近总收入的一半,而包括学历和继续教育在内的教育收入只占22%,不到前者的一半。可以说,哈佛每年都有相当大一部分经费,来自一代又一代捐赠人留下的钱。这也是为何美国顶尖大学愿意花大量时间维护校友关系,专门设立发展办公室,甚至为不同金额、不同用途的捐赠设计不同的管理方式,交给专业团队打理。截至目前,哈佛捐赠基金规模约680亿美元,学校会通过投资,再按一定比例提取收益,投入到教学和科研中。哈佛有约1.5万个独立基金,超过80%的资金受捐赠协议限制,只能用于指定的学院、研究项目、教授席位或奖学金,真正不受协议限制的约5%。

图说:哈佛2026财年运营收入

顶尖大学的科研竞争愈发激烈,各校都在争抢顶尖教授、建实验室、购置昂贵设备,还要在AI、脑科学、基础医学等需要长期积累的前沿领域持续投入。如今联邦经费下滑,校企合作有限,私人捐赠便是重要的资金来源,能支持大学研究短期内看不到商业回报的项目。在外部条件限制越来越多的情况下,谁能拿到更多资金,再把资金变成实打实的科研成果、培养更多优秀人才,谁就能吸引更多优秀学生、教授和捐赠人,形成正向循环。说到底,美国大学与捐赠人之间不是简单的单向慈善关系。名校手握巨额捐赠资金,便有了长期良性发展的底气,捐赠人则获得了社会声望、家族传承,拥有参与教育和科研事业的机会。一方靠金钱来维持学术竞争力,一方希望用财富撬动更大更长远的影响。双方各取所需,才让这套捐赠机制延续了数百年。

捐赠游戏之外,普通家庭仍有机会

捐赠是美国大学的生存之道,但长久以来,它也被视作“暗箱操作”,成了有钱就能买名额的特权游戏。2019年,美国司法部公布了一起美国史上最大规模的招生舞弊案,好莱坞名流及商界富豪都被卷入其中。比如步长制药董事长赵涛通过招生中介辛格,向斯坦福“捐款”650万美元,成功让女儿入读斯坦福,这是整起案件中单笔金额最大的贿赂。这起案件也让美国大学招生中长期存在的捐赠者偏好(Donor Preference)进入公众视野。美国大学招生录取不只看成绩,尤其是哈佛、耶鲁等顶尖大学,除了学术,还会综合考察申请人的家庭背景、特长、个人经历、社会活动等。其中就有几类申请者,拥有普通学生很难获得的特殊优势,他们被合称为ALDC。

图说:ALDC这四个字母的含义

哈佛在招生诉讼中披露的数据显示,白人录取者中约43%是ALDC受益者。一项基于这些数据的研究估算,如果取消ALDC优待,这些白人ALDC录取者中约四分之三会被拒。近年来,取消传承录取的呼声越来越高。批评者认为不能因为孩子父母曾在这里读书,或捐过钱,就享有录取优势。2024年,加州通过AB 1780法案,从2025年秋季招生起,禁止符合条件的私立非营利大学在常规和提前录取中给予校友和捐赠者子女录取偏好,南加州大学等私立高校就包括在内。斯坦福则选择退出加州助学金项目,从而不受这项禁令约束。虽然并非所有大学都会取消传承录取,捐赠者偏好也不会就此消失,但至少说明,在招生录取中,财富和家庭背景的优势得到了更多审视。

与其盯着捐赠数字,不如看清名校在综合评估中到底看重什么。没有雄厚的家庭财力,也并不等于与名校无缘。美国大学采用综合评价招生,但学术表现始终是核心。高中课程难度、GPA、标化成绩以及在感兴趣学科领域的持续投入,都是录取的关键。普通家庭的孩子,打好学业基础、培养长期兴趣、增强综合实力,才是最应该做的事。实际上,正常且透明的大学捐赠最终也能让普通学生受益。富豪或企业捐的钱,让大学有更充足的资金去建设实验室、引进优秀教授、增加奖学金名额,普通学生也能跟着享受更好的资源与机会。

参考链接

https://hls.harvard.edu/today/morgan-76-and-helen-chu-make-record-31-4m-gift-to-harvard-law-school/

https://www.foreignfundinghighered.gov/

https://www.highereddive.com/news/5-states-weigh-legacy-admissions-bans/711428/

编辑:萝拉

排版:汤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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