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6月，随着最后一批257名学生的正式毕业，亚洲第一所文理学院——耶鲁-新加坡国立大学学院（Yale-NUS）将永久关闭，这座曾被称为“东西方教育融合典范”的学院，从高调诞生到黯然退场，仅用了十余年。
它的失败不仅引得无数人感叹：难道欧美的教育体系在亚洲地区水土不服吗？
今天，让小站带大家一同分析一下，它关闭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01、理想的开端-东西方教育融合的“乌托邦”
2000年代初，新加坡政府提出“打造全球教育枢纽”的战略目标，试图摆脱“填鸭式教育”的刻板印象。彼时，亚洲顶尖高校普遍聚焦职业化、专业化培养，而强调批判性思维、跨学科视野的博雅教育仍是一片空白。
新加坡国立大学校长陈祝全也曾公开批评新加坡教育“过度工具化”，导致学生“精于计算，拙于思考”。
耶鲁大学校长理查德·莱文敏锐捕捉到这一趋势。他在2009年提出：“亚洲需要一场教育革命，而博雅教育是培养未来领袖的关键。”
因此，2011年，耶鲁大学与新加坡国立大学宣布共建亚洲首所文理学院——耶鲁-新加坡国立大学学院。
建立最初旨在将美国博雅教育引入亚洲，弥补新加坡教育体系中过度职业化、技术化的短板。
双方在合作声明中写下宏伟愿景：打造一所融合东西方教育理念的“世界性大学”。
因此，学院的合作模式也具有创新性：
住宿学院制度、小班教学、跨学科课程、重视自由探索、强调全球视野，丰厚的奖助学金体系。
学院拥有独立课程体系，耶鲁教授常驻授课，新加坡政府承诺承担80%运营成本，耶鲁负责学术标准与品牌背书等。
而作为耶鲁大学300年来首个海外分校，选拔机制也极为严苛。每年仅招250人，录取率低至3%-6%，竞争堪比藤校。雅思分不低于6.5分，竞争分数达7.0以上，托福总分不低于93分，竞争分数达100分以上。
其中不少人甚至放弃了哈佛、牛津等名校的录取，为的就是加入这所「亚洲文理教育灯塔」。
根据官网公布的2024届数据，学院共录取234人，来自32个国家，国际学生占比接近50%，而中国大陆地区仅录取了8人。
然而，这座学院从创立到关停，仅仅不到十余年的时间，究竟发生了什么？
02、理想与现实的碰撞
2021年7月，新加坡国立大学宣布，Yale-NUS学院将与本校的大学学者计划（USP）合并，组建新的“NUS College”。
2022年，Yale-NUS正式宣布停止招收新生，合作进入清算期。
2025年6月，最后一批257名学生将正式毕业。超过1,500名校友和90名教职员工将告别耶鲁大学。这所“教育改革”的尝试将彻底成为历史。
问题出在哪？
财务困境：理想难抵“烧钱”现实
新加坡外交官、Yale-NUS董事会成员陈庆珠公开指出，关闭该学院的一个关键原因，是其“财务不可持续”。
2020年新加坡政府年资助高达4800万新元，尽管计划通过捐赠基金的形式，可以实现可持续发展，但实际募资仅8000万美元，远低于10亿目标。
办学成本的高昂，国际化的师资结构，给所学院从一开始就埋下了结构性经济脆弱。
然而真正引起矛盾的，是耶鲁的“自由思辨”与新加坡国立的“实用主义”两种不同教育体系的价值观冲突。
耶鲁及它代表的教育体系，更强调培养“完整的人”，批判性思维模式，个人成长。而新加坡的教育，更强调塑造“社会需要的人才”，实用主义，效率转向。
新加坡学者Cherian George在一篇报告中指出，Yale-NUS的学生比其他本地大学更愿意表达政治观点，而且更具组织动员能力。
尽管新加坡政府允许一定程度的学术探讨，但学生常因组织活动或讨论敏感议题（如婚姻平权、言论自由）引发争议。
更令新加坡政府尴尬的是，尽管学院毕业生深造率高达20%（进入耶鲁、哈佛等顶尖学府），但多数国际学生毕业后离开新加坡。这与新加坡希望“引进人才、服务本地”的教育策略不相符，未能满足本地人才需求。
甚至有评论尖锐指出：“新加坡教育培养的是‘牛马’，而非思想家”。
Yale-NUS一开始的宏伟愿景，在实用主义，内卷，重视效率又“怕输”的新加坡社会里，显得水土不服，很难生根发芽。
它的失败不仅是两所名校合作的终结，更折射出欧美与亚洲教育体系的深层冲突：自由思辨和实用主义，到底哪个更好？
03、对中国留学生的启示-在冲突中寻找平衡
其实，教育体系没有好与不好，重要的是要学会在冲突中寻找平衡的能力。
教育的本质不是非此即彼的对抗，而是多元价值的对话。
而语言，即是打开这扇窗对话之门的钥匙——通过语言能力架起沟通的桥梁。
当一所学院关闭，有的人看到失败，有的人看到机遇——语言能力，就是普通人在教育变局中“弯道超车”的“终极武器”。你的雅思7.0分/托福100分，或许你下一个教育起点就不一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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