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导师简介
Mohamed Elmie Bin Nekmat的学术身份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传播与新媒体系呈现多重切面。作为副教授，他的办公室位于AS6#03-18，同时以首席研究员身份主持可信互联网与社区中心（CTIC）的项目，兼任家庭与人口研究中心（CFPR）研究助理。这种跨机构任职不是名义性的——他同时还是岭景住宿学院的驻院研究员，直接参与本科生教育。
他的学术训练轨迹勾勒出新加坡顶尖人才培养的典型路径：2013年凭NUS海外研究生奖学金（NUS-OGS）在母校完成传播学博士，紧接着以NUS海外博士后奖学金（NUS-OPF）赴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从事数字传播评估。这段经历让他掌握北美实证研究传统，却选择将研究重心扎根于东南亚数字社会。至今，New Media & Society、Communication Research、Journal of Public Relations Research等期刊的编辑系统已处理过他数十篇论文，主题集中于信息可信度评估、公民参与和表达行为的社会心理机制。
奖项清单上，除文学院教学卓越奖，更醒目是美国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协会（AEJMC）和国际传播协会（ICA）颁发的八项顶尖论文奖。这种认可不是偶然——每篇研究都建立在精细的实验设计或大规模调查之上。他的公共服务履历同样罕见：世界经济论坛（WEF）媒体理事会成员、国家图书馆（NLB）数字服务委员会主席、资讯通信发展管理局（IMDA）媒体素养委员会成员。在Ngee Ann Polytechnic，他主持教育基金管理委员会；在Yayasan Mendaki，他督导社区领导力项目。这些角色让他始终接触数字媒体政策的真实挑战，而非象牙塔内的推演。
二、近期文章和项目解析
危机集体记忆的社交媒体建构
2020年Public Relations Review论文中，Nekmat与合作者处理了一个敏感数据集：9238条涉及中国三起重大危机（玉树地震、天津爆炸、疫苗丑闻）的微博帖子。研究设计的巧思在于连接两个原本分离的理论传统——危机响应框架与集体记忆叙事。数据分析揭示的分化图景耐人寻味：
- 框架选择上：公众倾向社会议题与归咎框架，政府则固定于信息与纠正行动框架
- 记忆叙事上：公众记忆充满权力与抗争话语，政府调用民族主义叙事，创伤叙事则贯穿所有危机与行动者
- 关联效应上：归咎、信用与纠正行动框架分别显著预测权力/抗争、英雄主义与民族主义叙事
Nekmat的解读指向一个被忽视的评估维度：危机沟通效果不应仅测量即时反应，更要观察其如何沉积为长期记忆。这对危机管理者构成直接挑战——他们需要设计的不仅是响应策略，更是历史叙事。该研究对亚洲语境下的数字传播研究具有示范意义：西方理论框架可以捕捉本土现象，前提是研究者愿意投入大规模数据收集与精细编码。
事实核查标签的助推效应
同年Social Media and Society发表的实验研究（N=929）测试2×2设计：事实核查警报（有/无）×新闻来源（主流/非主流）。结果呈现反直觉模式：
-主流媒体新闻的初始分享意愿更高
-但警报触发后，主流媒体内容的下降幅度更显著
-媒体怀疑主义仅特异性放大对主流媒体的警惕效应
Nekmat指出，这说明用户对不同信源的评估基准存在差异。主流媒体被寄予更高期望，一旦触发警示，违背预期的感觉更强烈。政策含义很明确：统一的事实核查机制会产生分配效应，平台需差异化设计。该研究Altmetric得分54，显示其影响力已溢出学术界。对博士生而言，这类研究提供了可复制的模板——如何将"助推"这类政策概念转化为可检验的媒体效果假设。
危机责任归因与在线谣言
2019年Journal of Public Relations Research论文将情境危机传播理论（SCCT）与谣言理论整合。通过366名被试的在线实验（控制危机卷入度），发现：
-基于事实的谣言比主观声称更易被相信
-事实性谣言导致更高组织责任归因和更负面态度
-传统SCCT将谣言简单归入"受害者危机"类型可能存在误判
这对危机管理实践构成直接修正：反驳事实类谣言需超越标准话术，提供可验证的反证据而非情感诉求。Nekmat的贡献在于提供了可操作的测量工具——谣言事实性量表，该工具后续被多部危机传播手册采纳。研究发表时机也关键：2019年正值全球开始关注在线虚假信息，理论整合恰好回应了实践需求。
议题微观动员的链式中介机制
2019年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论文未停留在"议题卷入促进参与"的常识层面。通过LGBTQ议题的Facebook数据，构建包含群体认同、感知网络意见一致性和参与效能的链式中介模型，解释力惊人：
-支持方表达行为方差解释率达90.1%
-非支持方解释率仍达74.9%
-群体认同的稳健效应不受用户议题立场影响
-感知参与效能则呈现条件性效应
Nekmat的分析揭示一个或许令人不安的真相：在线表达更多由身份驱动而非理性说服。这种条件性效应解释了为何许多社交媒体运动陷入"点赞即参与"的悖论。对申请者的启示是：若想在Nekmat指导下做动员研究，必须精通调节/中介分析，并准备好处理意识形态对立样本。
三、未来研究预测
基于Nekmat的研究版图与数字传播前沿，其未来方向可预见三条轴线：
- 技术轴线：AI生成内容的可信度盲区
源可信度研究尚未触及生成式AI挑战。2023-2024年文献显示，用户对AI生成信息的评估机制存在"机器客观性"幻觉。Nekmat若进入此领域，可能设计实验比较人对人、人对AI、AI对AI三种传播关系的信任建立过程。这对新加坡推进AI治理框架有直接政策价值，也符合CTIC的研究使命。
- 地理文化轴线：东南亚跨国危机传播比较
他此前的中国研究、新加坡本地项目暗示比较视野雏形。东南亚数字生态呈现平台多元化（LINE、WhatsApp、Facebook、TikTok并存）、语言碎片化、政治体制差异显著等特征。Nekmat在CTIC的平台位置使他可能发起跨国追踪研究，考察同一危机事件（如气候变化议题）在不同国家的社交媒体叙事分化及其对区域合作的影响。这类项目需要协调多国数据获取，但填补亚洲数字传播比较研究的空白。
- 治理伦理轴线：隐形治理技术的非预期后果
事实核查研究已触碰平台权力边界，但更深层的问題在于算法推荐、可见性调控等"隐形治理"如何塑造表达。他2019年的螺旋沉默研究发现感知社会资本抑制个体表达，算法治理可能加剧此效应。下一步可能采用平台合作研究模式，获取内部算法暴露数据结合用户实验，揭示治理技术对言论自由的非预期后果。这对《新加坡在线安全法案》的实施评估提供证据支持。
这三条轴线交汇于一个核心关切：数字技术如何重塑人类集体决策？从危机记忆到事实核查，从议题动员到AI生成，Nekmat始终聚焦信息环境变迁中的社会心理机制。对于申请者，全奖项目通常要求：
-扎实的量化方法训练（实验设计、结构方程模型、多层线性模型）
-对新加坡或东南亚数字社会的具体经验兴趣
-提出能连接Nekmat现有研究但具独特材料的问题
【竞赛报名/项目咨询+微信：mollywei0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