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芬兰留学的未成年高中生面临的挑战是什么？

本文信息的来源，是12月18日更新的芬兰就业与经济部发布的官方出版物：

《关于以工作和学习为依据的居留许可在法规层面脆弱性（漏洞）的调查（工作组最终报告）》（2025-12-18）

网址：https://julkaisut.valtioneuvosto.fi/items/5fa04c59-0d5d-4c88-8c5b-7b206b483503

5.4.4未成年高中生（普通高中生）面临的挑战

在 2020 年代，进入普通高中（lukio）学习的学生中，来自第三国、且未成年的学生人数在不断增加。其背后有一些企业在向高中输送学生。在许多乡村地区的高中，本地生源不足，因此试图用来自第三国的年轻人来填补学生名额。根据媒体披露的信息，学生会向这些企业支付语言培训费用，而高中方面则向企业支付营销费用。

来到芬兰开始高中学习的学生大多是未成年人，他们为了在芬兰完成学业，会申请依据《研究型学生法》（tutkija-opiskelijalaki）第 7 a 条规定的国家学生居留许可。通常，在芬兰的学习会先从由私人企业组织的语言学习开始。这些语言课程一般持续几个月，目标是让年轻人能够参加高中的教学。

由于语言学习并不通向任何学位，因此不能基于语言学习本身发放学生居留许可；相反，语言学习阶段会依据《外国人法》第 45 条，以“特别原因”为由发放临时居留许可。之后，再为高中学习发放学生居留许可。这两种居留许可在类别上都属于临时（B）许可。

与第二级教育学生相关的统计数据在解释上并不完全明确，但在2023 年，芬兰移民局为完成大学入学考试（ylioppilastutkinto）而发放了235 份居留许可；同年发放了 50 份延续许可。2024 年，首次许可发放247 份、延续许可 67 份；截至2025 年9 月底，首次许可已发放163 份、延续许可 47 份。主要来源国是越南和缅甸，但也有人从俄罗斯来到芬兰就读高中。

芬兰移民局在每一个个案的许可审查中，都会依据《外国人法》第 6 条，把“儿童最佳利益”作为审查的一部分进行评估。移民局另有一份关于儿童最佳利益及其在居留许可审查中如何被纳入考量的独立指引。

所有未成年申请人都必须提交出生证明或其他可靠的监护权证明作为申请附件。移民局必须确认监护人同意孩子来芬兰。经办人员需要核查申请中是否包含监护人（或监护人们）对孩子来芬兰的书面同意。只要孩子是为了学习来到芬兰，且并非参加既定的交换项目（例如作为高中或职业教育的学历学生前来），就一律要求提供该同意。

在许可审查中，还必须确认未成年人在芬兰的居住安排。因为这不是“住在寄宿家庭”的交换项目，审查时会查明孩子住在哪里。如果申请人未满 16 岁，且并非通过某组织来芬兰的交换学生，就会要求监护人提供关于居住情况的说明，例如孩子住在哪里、与谁同住，以及在芬兰是否有亲属或代表人等。

如果孩子的学习不属于既定的交换项目，而是基于孩子及其监护人自行安排来芬兰学习，那么移民局就更需要按个案调查并评估儿童最佳利益是否实现，其中包括居住条件、孩子所需的照料以及支持网络等方面。

如有需要，会通过询问来进一步了解儿童最佳利益，例如孩子在芬兰的支持网络、居住安排、与父母的联系以及照料情况等。补充材料请求会根据申请内容另行拟定。来到芬兰就读高中的学生多数会住在学校宿舍，并会指定一名成年人作为支持联系人。

到目前为止，尚未出现仅仅以“儿童最佳利益”为理由而对学生居留许可作出否定决定的情况。根据移民局指引，在审查中应当注意：关于儿童最佳利益的规定，原则上并非意在成为发放居留许可的一般性前提条件；也就是说，即使法律规定的发放条件已经满足，也不能仅因评估认为发放许可不符合儿童最佳利益，就拒绝发放许可。以这种方式适用儿童最佳利益条款并非完全不可能，但需要非常特殊的情形；若要对当前做法作出重大改变，很可能需要修改法律。

关于持居留许可的未成年高中生的学习进展，曾尝试通过统计数据进行了解。由于高中学习通常至少持续三年，因此更有意义的是考察 2021 年和 2022 年入境的学生；在此之前人数非常少。2021 年开始高中学习、并获得学生居留许可的学生有59 人，其中46 人已从高中毕业。2022 年获批居留许可的有158 人，其中64 人已从高中毕业，61 人仍在高中就读。

此外，有18 名学生虽开始了高中学习，但在 2025 年 5 月并未在任何教育机构登记为在读；10 名学生转而开始职业教育学习，5 名学生未开始学习。基于这一相对有限的样本来看，大多数人的学业进展似乎总体较为顺利。

在政府部门协作中，出现了一些迹象表明：以学习为目的来到芬兰的未成年人遭遇过问题情境。教育与文化部从其他主管部门获悉，尤其是一些观察指出：未成年人在没有监护人的情况下，可能很难办理各类事务；而监护人通常会在孩子事务中行使并行的发言权（共同处理权/代理权）。社会与卫生部也从芬兰各地收到多起关于外籍高中生的联系与咨询，主要是询问：在涉及孩子的事务中，究竟由谁行使监护人的发言权，以及未成年学生的福祉与日常生活顺畅运行的最终责任归属是谁。

这些联系中突出的担忧是：年轻人在新的环境中、在校外也缺少负责任成年人的指导。有迹象表明，学生较弱的芬兰语或瑞典语能力会给学校作业带来额外负担，从而加重年轻人的心理压力；而在新的语言与文化环境中，他们本就承受较高压力。社会与卫生部也收到信息称，某些个案中，年轻人的处境需要社会服务，甚至需要儿童保护方面的措施。

尽管学生居留许可的条件之一是有足够资金能够在芬兰独立生活，但对于正在学习独立生活的年轻人而言，仍可能出现可用于生活的资金不足的情况。

最糟糕时，年轻人可能面临被剥削或遭受不当对待的风险。年轻人也未必足够了解芬兰社会及其服务体系，以至于能够独立寻求帮助。目前在支持这些年轻人方面的状况看起来存在不足，而且不同市镇之间差异很大。

为开展这项调查工作，还听取了一名曾协助来自越南、到芬兰就读高中的学生的个人意见。他表示，这些高中生是第一次独自生活，在原籍国并未学会独立处理家务和其他日常生活事务。不过，基于单一个人叙述，不能据此作出一般性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