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1月，旧金山联邦法院。曾拥有北大、卡内基梅隆、斯坦福三重名校光环的何如佳（Ruthia He）站在审判席上。她曾经是硅谷远程医疗新贵Done Global的创始人，如今却面临最高30年的监禁指控。
而让她陷入牢笼的是她创办的一个医疗平台，让这些“精英们”可以快速确诊ADHD。从北大才女到“阶下囚”——今天就来聊聊这场对精英家庭风险观教育的深刻反思。
事件概览
北大才女何如佳通过其创办的远程医疗平台 Done Global利用疫情期间的监管漏洞，向全美推行极速诊疗服务。该平台将原本复杂的ADHD诊断简化为3分钟填表和5分钟网诊，目的是为了在竞争激烈的升学和求职环境中，为焦虑的年轻人提供获取成瘾性管制药 Adderall 的“灰色捷径”。
这套“流水线处方”模式在短短三年内收割了超过10万名客户，营收过亿美元。然而，这种违背医疗伦理的行为导致大量大学生因滥用管制药而陷入药物依赖、幻觉甚至精神崩溃的深渊。直到2024年，随着FBI的介入调查，这个以牺牲年轻人健康为代价、将处方药包装成“升学外挂”的硅谷创业神话最终破灭，何如佳也因此面临非法分销管制药物等多项重罪指控。
与此同时，一份令人脊背发凉的数据在社交媒体疯传：斯坦福大学本科生的“残疾”注册率高达38%，而这些“残疾”并非肢体障碍，大多是可以通过“氪金”买到的ADHD（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诊断。
正常情况下，要拿到Adderall处方，需要线下问诊、病史核查、心理评估等一系列严格流程，医生还得持续跟踪患者情况。但在Done Global的平台上，这一切都被简化成了“走过场”。
我看了国内外很多官方媒体的报道，我觉得这不仅仅是一场关于学术造假或非法售药的丑闻，它揭示了一个更深层的教育命题：在这个极度卷入、追求即时成功的时代，我们对孩子的精英教育是否遗失了最重要的一环——风险观教育？
风险认知的先天缺陷：为什么我们天生“短视”？
检方后来出示的数据显示，Done Global的客户中，43%是18-25岁的大学生，68%没有提供完整病史。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只是想靠“聪明药”提升专注力，应付考试和工作，却在不知不觉中沦为了药物的奴隶。
在指责那些买药的孩子或为孩子寻求特殊待遇的家长之前，我们需要承认一个事实：人类的大脑天生就不是优良的“风险评估器”。
我曾经读过诺贝尔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在《思考，快与慢》这本书，这件事让我联想到他提出的一个观点：人类大脑中存在两个系统。系统1（快思考）：依赖直觉和情感，追求即时满足；系统2（慢思考）：则负责逻辑分析和长远规划。
在“聪明药”风波中，家长和孩子的大脑被“焦虑”和“诱惑”瞬间占领。当孩子面临期末考或升学压力时，我们看到的是清晰、短期的收益：吃下这颗药，就能专注12小时；拿到这份残疾证明，就能多出50%的考试时间。
而那些潜在的代价：如阿得拉（Adderall）导致的神经损伤、药物依赖、信用破产甚至法律严惩——却隐藏在模糊的未来。
正如卡尼曼所言，人类存在“锚定效应”和“损失厌恶”。孩子们将“落后于同龄人”视为无法接受的绝对损失，在这种强烈的恐惧面前，大脑会自动过滤掉那些具有滞后性的、概率性的长远风险。
这并非因为孩子们“爱偷懒”的本性，而是因为面对复杂的竞争环境，他们的大脑在进化压力下选择了最原始的逃生本能：抓住眼前的梯子，哪怕梯子通往悬崖。
何如佳：一个没有风险观教育的“优等生”典型
反观这场风暴的核心人物何如佳，她本身就是这种“风险教育缺失”的极致化缩影。
作为一个手握顶级资源、受过全球最高等教育的女性，何如佳的人生履历曾是完美的代名词。然而，她在创业过程中表现出的狂妄令人震惊。
当她在内部录音中说出“扭曲一下法律没关系，大不了送你一台特斯拉”时，她表现出的不是一种深谋远虑的邪恶，而是一种极度的认知窄化。
身穿绿色外套的何如佳(图中)正在参加一场会议，这场会议讨论要求美国缉毒局允许临床医生继续在线开具受管制药物处方。照片摄于2022年，来自Done Global公司网站。
何如佳是一个典型的“以小搏大”的赌徒。在她的成长逻辑里，人生是一场不断通关的游戏，只要能通过“算法优化”和“规则绕行”达成KPI，结果就是正义的。她从未真正理解“系统性风险”的含义。
她认为法律和伦理是可以被定价的成本，而忽略了在法治社会和信用体系中，有些红线是一旦跨过便无法回头的。
这种心态在今天的精英家庭中并不罕见。当家长花费一万美元为孩子“购买”一个ADHD诊断时，他们实际上是在为何如佳式的逻辑买单：只要收益足够高，风险可以被“对冲”。
Quick Fact
按照美国大学理事会（College Board）的一项特殊政策：患有ADHD的学生如果能提供证明文件，就可以在SAT考试种获得额外25%-50%的考试时间。除了ADHD，患有焦虑、抑郁等精神疾病的学生，也会在考场得到相应的照顾。
他们忘记了，真正的风险观教育不是教孩子如何规避竞争，而是教孩子如何诚实地评估赢的代价。
风险观不是天生的，它是教育出来的
我们需要打破一个迷思：风险观是随着年龄增长自然产生的。事实恰恰相反，风险观是一种需要从小刻意练习的、极高级的认知能力。
这种教育的缺失，直接导致了社交媒体上ADHD标签的泛化。
当年轻人把“走神、拖延”这些需要通过意志力和自我管理克服的人性弱点，心安理得地贴上“心理疾病”的标签时，他们不再相信自己可以通过训练变强，而是选择在药物和特殊政策的温室里，换取虚假的竞争优势。
这种“物理外挂”制造的精英，在进入真实社会后的风险承受力极低。
重塑家长的角色：从“避风港”到“风险官”
其实这件事情给了我们家长一个警醒：如何教育孩子不要去铤而走险，提高他们的风险观。
如果风险感知能力存在先天不足，我们更应该在后天进行补足。
首先，家长需要从“系统1”的焦虑中抽离。
当你面对一个可以为孩子提分的“捷径”时，请帮助孩子算一笔更长远的账：这一份提分收益，是否值得用孩子的神经系统、信用资产和心理韧性去置换？
其次，我们可以在“小挫折”中培养孩子的“大格局”。
真正的风险教育是在日常生活中完成的。让孩子在考试失利中体验自责，在真实的竞争压力下练习专注。这些微小的“痛苦”，是孩子建立风险观的天然“疫苗”。
最后，建立“信用复利”的资产观。
我们要告诉孩子，未来世界最昂贵的资产不是名校文凭，而是面对“真实”的能力。何如佳的崩塌告诉我们，任何建立在谎言基础上的大厦，无论其外表多么华丽，最终都会在法律和伦理的审判下坍塌。
教育的终极目的，不是制造一群精密计算利益、却对风险一无所知的“精致利己者”，而是培养具备健全人格、能够洞察代价并勇于承担责任的独立个体。
风险观教育，是我们在给孩子最好的前程之前，必须先给他们穿上的防弹衣。 不要让孩子在登顶的路上，因为缺乏对深渊的敬畏，而输掉了整个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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