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平权运动及其对政治认同的影响

半个多世纪来,美国平权运动(Affirmative Action)一直处于“改变但不结束”的状态。1987年16%的白人男性认为平权运动“过头了”,1994年57%的白人男性反对平权运动,2019年约73%的美国人反对平权运动的不公正待遇。2020年“弗洛伊德案”引发的“黑命贵”(Black Lives Matter)抗议活动在美国持续发酵,许多参与者都曾是平权运动的受益者。

在他们眼中,美国社会并没有因平权变得更平等、更公正,美国的政治认同反而面临空前危机。为什么美国越平权,政治认同越分裂?目前,国内对美国平权运动的研究以探讨运动发展脉络或平权个案的论著居多,研究平权运动与美国政治认同关系的作品则不多见。

鉴于此,本文尝试从平权运动历史演变的视角出发,重新反思平权运动自身的目标与初衷,考察平权运动对美国政治认同的影响。

一 平权运动的本质、理由以及发展历程

平权运动是美国政府主要为改善少数族群和妇女的社会经济状况,消除就业、教育等领域的种族与性别歧视而制定和施行的一系列补偿性计划。

它起源于罗斯福和杜鲁门时期的公平就业、废除军队种族隔离等行政命令,以1965年林登·约翰逊总统签署的第11246号行政命令为重要标志,正式登上历史舞台。无论支持、反对或者调整,美国历届政府都要在这一问题上表明立场。平权运动不仅涉及美国社会最敏感的种族及民权问题,也牵涉到宪法解释、传统价值观、社会文化与生活方式等诸多方面。平权运动的本质是通过寻求公正与机会平等,巩固美国信念,凝聚美国精神,增进美国人的政治认同。

一般认为,美国推动平权运动基于以下四点理由:

1.反对社会歧视。依据1877年《宪法修正案》第14条和1964年《民权法案》第7条,国家采取各类积极措施以矫正历史或现实中的歧视,如高校录取少数族裔学生政策、就业指标与配额、承包合同预留制等。1986年“钢铁工人诉就业机会平等委员会案”(Sheet Metal Workersv.EEOC,478U.S.421)即以反歧视理论确立了平权运动的合法性。

2.补偿弱势群体。鉴于黑人长期受到奴隶制与种族隔离制的影响,妇女也深受性别歧视的影响,支持者认为过去的歧视与现在的弱势状态存在必然联系,应当在各类社会政策上给予该类人群以优惠待遇。这一补偿性公正理论,不仅要求对过去的不平等进行补偿,而且要对因过去不平等造成的今日困境进行补偿。

3.建立示范效应。在政策的支持下,少数族裔与女性在社会各领域脱颖而出将有助于打破传统思维定势,为处于社会不利地位的人群树立榜样,增强“美国梦”的现实吸引力,增进社会稳定。

4.寻求社会多元化。多元化理论认为,无论少数族裔或白人,男性、女性或跨性别人群,动态平衡的多元社会将使每一位公民受益,社会宽容将有利于社会共识与政治认同的形成。

平权运动发展至今已有半个多世纪,但对于该运动的历史定位却始终处于变动之中。

以加利福尼亚州人事局民权处的定义为例,平权运动由先前的旨在“采取措施以获得平等雇用机会并纠正过去或现在的雇用歧视所造成的影响”的系列政策,转变为“采取主动和非优先的措施以获得平等雇用机会和非歧视雇用行为”的运动。

前后几近矛盾的表述方式,说明平权运动的内涵在变迁过程中发生了明显变化。为了便于研究,学界一般将其分为三个阶段。

1.维权时期:20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该时期政策旨在维护少数族裔与妇女的权益,提升他们在经济与政治上的获得感、归属感。

鉴于战时经济需求与军队人员短缺的现实,1941年罗斯福建立了临时公平就业实践委员会(Fair Employment Practices Committee,FEPC),尝试以行政命令(第8802号)的方式改变职场的种族与性别偏见。到战争结束时,共有超过一百万黑人入伍,近三百万妇女投身军工产业与后勤保障等工作。

这一行政命令为1964年《民权法案》第7条反歧视条款奠定了基础,被黑人誉为第二份《奴隶解放宣言》。作为第一个加入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总统,杜鲁门充分认识到种族歧视对战后经济发展及冷战政策的不利影响,1948年7月他连续颁布两大行政命令,要求在联邦政府和军队中彻底废除种族隔离。

1963年6月,肯尼迪总统在行政命令(第11114号)中正式提出推进平权运动的要求——“消除在涉及联邦财政资助之事业的雇用问题上,由于种族、宗教信仰、肤色或族裔背景而发生的歧视性行为”。这些总统行政命令最终以1964年《民权法案》的方式确立下来。1965年9月,约翰逊总统的第11246号行政命令取代了肯尼迪时期的第10925号与第11114号政令,为平权行动在更广泛意义上的应用和诠释奠定了法律基础。

2.优待时期:20世纪60年代末到80年代该时期政策旨在优待少数族裔,也称为平权运动的全盛期。

尼克松总统时期,平权运动已经不满足于有限的维权,转而更多地开始寻求优待少数族裔,以目标和时间表(goals and timetables)的方式对少数族裔在教育、就业中的占比作出严格而详细的规定。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时期,随着联邦最高法院的介入,平权运动的合宪性问题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美国社会开始反思:以硬性配额制为标配的平权运动是否能够有效纠正社会歧视?在招生与雇用过程中,如何以精确裁剪(precisely tailored)的方式,既体现平等保护条款的普遍适用原则,也体现美国社会多元化特征?总体而言,平权运动全盛期的政策更着眼于提升少数族裔的社会存在感,以群体补偿的方式强行推动少数族群融入主流社会,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反向歧视与象征性种族主义的后果。

3.平等时期:20世纪80年代末至今该时期政策旨在寻求多数族裔成员与少数族裔成员的权益平等。

关于这一时期的平权运动,有两种不同的评价。一种看法认为,平权运动受到限制并逐渐消亡。里根与布什政府以平等为己任,向现实中已扭曲为配额制的平权运动发起攻击。优待与配额逐步为个人考绩与开放竞争所取代。进入90年代后,平权运动淹没在种族多元化的话语中。多个州成功地以动议形式修改州宪法或州法律,反对任何优待性政策,如1996年加利福尼亚州的“209提案”(Proposition 209),1998年华盛顿州的“200动议”(Initiative 200),2006年密歇根州的“第二计划”(Proposal 2),2008年内布拉斯加州的“424动议”(Initiative 424)等。新的州宪法或/和法律规定,“本州在处理公共就业、公共教育或公共订约合同上,不得基于种族、性别、肤色、族群性或族裔背景而歧视或优待任何个人或群体”。

另一种看法则认为,平权运动在平等时期走向成熟。1978年后,政府开始反思一刀切式的种族优待措施,以避免出现建立在种族基础上的新歧视。而2003年的两项密歇根大学入学案[“格鲁特诉伯林格案”(Grutter v.Bollinger)与“格拉斯诉伯林格案”(Gratz v.Bollinger)]判决中,联邦最高法院认为,多元化是政府需保障的急迫利益,平权措施依然是巩固差异性社会的有效手段。

同样,2020年“公平入学组织诉哈佛大学案”[Studentsfor Fair Admission(SFFA)v.Harvard]中,美国联邦法院的裁决认为,哈佛大学在招生过程中并没有歧视亚裔学生,考量种族因素是为了保证大学的多元化,符合宪法规定。虽然研究者已经指出,以功利性的多元化政策来重塑、补充或取代基于权利的平权行动政策可能会引发新矛盾,但人们依然看到,越来越多的入学及就业歧视已经完美绕开“功能性配额制”“机械性优待”或宪法第14条修正案保护的平等权问题。在多元化名义下,以非优先的措施获得平等机会,成为平权运动的新定义。

二 平权运动对政治认同的影响

在维权-优待-平等的曲折进程中,平权运动不断调整政策方向,以实现社会公正与机会平等

一方面,该运动部分实现了矫正社会歧视、补偿弱势群体、实现多元化社会的目标;另一方面,平权运动也对美国民众的政治认同产生了深刻影响。

首先,平权政策导致国家权力扩张,国家整体性认同断崖式下滑。

在美国州权主义传统中,保障公民权利是州及地方政府的内务,但平权运动以来,联邦法院却陆续推翻各地区歧视性法案,重释宪法第14修正案中“平等”的内涵。1952年“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Brownv.Board of Education of Topeka)宣告了“隔离但平等”原则在教育领域的终结。

面对南方地区的大规模抵制,联邦政府和国会坚定地站在最高法院一边:1957年9月,艾森豪威尔总统派遣联邦军队进驻阿肯色州小石城,护卫9名黑人中学生进校学习;1962年10月,肯尼迪总统收编密西西比州民兵为联邦军预备队,维持密西西比大学校园及城市治安,保障该校招收的首位黑人学生正常学习;国会也在短时间内颁布了1964年《民权法案》、1965年《选举权法案》等多个保障平权运动成果的法案。

联邦政府借助于平权政策,不仅将权力触手成功地伸向教育、就业等传统上隶属于州权的领域,而且力量持续增强。为增加少数族裔就业、改变传统雇用惯例,1969年尼克松政府建立“费城计划”,要求联邦合同的承包商在雇用过程中必须制定增加少数族裔就业的目标与时间表。

该政策被视为此前配额制的替代品,受到各州抵制。除费城、圣路易斯、亚特兰大等少数城市外,大部分地区依然自行确定雇用目标。平权运动的抵制浪潮加剧了美国国家认同的分裂。20世纪50年代末,超过85%的民众为美国政府与政治制度感到自豪。进入平权运动全盛期后,民众投票率与国家认同感急剧下降。

里根与老布什总统勾勒的平权简易公式(平权=定额=不公正)拉低了公众对平权运动支持度,国家认同出现了短暂的整体性回暖。从90年代开始,披着多元化外衣的平权运动继续撕裂美国社会。总统奥巴马推动婚姻平权的做法并没有挽回颓势,反而推动了选民政党选择(party sorting)的进程,加剧了政治种族化与极化,国家认同迅速衰落。特朗普于2018年宣布废除奥巴马的各项平权政策后,引发各州抵制。

2020年加州立法机关推出“ACA 5提案”取代1996年的“209提案”,允许加州在雇用问题及加州大学系统内采取更加积极的平权政策,以此来对抗特朗普的种族主义立场,美国国家认同降至谷底。

其次,平权运动的示范效应引发“权利泛化”,政治认同陷入“部落化”僵局。

平权运动激起的“权利革命”释放了各类群体寻求“赋权与解放”的强大动能。权利朝向两个维度迅速泛化:权利主体的扩散和权利内容的扩展。一方面,白人男性享有的权利向少数族裔、女性、同性恋、跨性别人群、移民、儿童甚至动物扩散;另一方面,政治自由权利也逐步向社会和经济权利、福利主义、环境权利、文化权利等方向深化。在“黑人权”的激发下,70年代开始的“褐色权”(拉美裔)、“红色权”(印第安人)、“同志权”运动极大地改变了平权运动的内涵和样貌。

1969年尼克松总统第11478号行政命令将妇女纳入不得歧视的清单,1998年克林顿总统第13087号行政命令将性取向纳入不得歧视的清单,2014年奥巴马总统第13672号行政命令将性别认同纳入不得歧视的清单。

2016年特朗普上台后,逐步取消奥巴马政府的各项保护跨性别者(允许跨性别者服役、享受医疗保健、使用自己认同的厕所)及妇女堕胎权、避孕权政策。2021年拜登执政首日,又以行政命令的方式恢复上述权利。

传统的政治认同多从整体理念或意识形态角度出发,认同对象包括国家、政治制度、阶级、政党、政策等。而今的认同对象在差异化、多元化的背景下显出“小而多”的“部落化”特征:人们不再讨论国家认同,只关心少数族裔认同、移民认同、女性认同、性少数群体(LGBT)认同等。身份认同成为美国当前的时代症候。

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表明,对同性恋的广泛承认已超越党派分歧。继2015年美国同性婚姻合法化后,民主党与共和党对同性恋的接受程度于2017年达至历史新高,分别为83%与54%。2019年有所回落,但依然保持在75%与44%。

跨性别群体的接受度则显示出鲜明的党派分歧。2016年数据显示,67%的民主党人支持为变性人提供正常的婚礼服务,而超过71%的共和党人反对这一服务。随着社会对边缘群体接受度的迅速提升,他们已经不满足于在法律、制度上受到与主流群体相同的待遇,转而要求社会广泛认可甚至赞颂他们的独特性与差异性。

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道明了这一认同的心理基础:他们可能并非因为匮乏,而是更希望被关注、被赞许,他们真正感兴趣的是受到他者的承认。边缘群体的认同不但无法凝聚政治共识,反而加速了“从单一认同到诸多认同”的政治认同分裂过程。

再次,平权政策拉低了社会的智识标准,政治共识难以凝聚。

苏珊·雅各比在《反智时代:谎言中的美国文化》一书中指出,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反理性主义与无知的流行文化(万物的视频化、图像化,以迎合教育低水平人群需求)互相促进下,美国特有的反智主义倾向大大加剧。向边缘群体的政策倾斜一定程度上拉低了社会的智识标准。

从80年代开始,军队与媒体以“部队”(troop)替代原有的暗含男性特质的“士兵”(soldier),以显示对女性的尊重,却毫不顾及作为集体名词的“部队”一词应有的使用方式。其结果是,凡有美国人卷入的军事冲突,记者均统一报道为“X个部队阵亡”。关于妇女堕胎问题的政策辩论中也充斥着反智主义的声音。

2007年联邦最高法院法官安东尼·肯尼迪撰写的支持禁止“部分生产堕胎术”(一种妊娠中后期流产术)的判决意见中,作为判决依据的“堕胎综合征”并没有任何可靠研究支撑,仅以反堕胎组织收集的传闻作为审判依据。此外,美国总统小布什和特朗普逢迎公众的言行,也进一步将国家推入反智主义的深渊。

前者用“常出错但也常自嘲”的天真形象吸引南部大妈的选票;后者全天候使用推特(Twitter)这一限于140字符的社交媒体发表政见,以断章取义的方式吸引非理性人群,还在竞选中向反对平权运动的“红脖子”支持者宣告“我热爱教育程度低的人”,依靠不断嘲讽知识分子与专家来赢得大众的支持。

反智主义的政治化使得国家领导者失去了凝聚国家共识的基本能力。根据盖洛普民意调查,2001年“9·11事件”后的两个月,74%的美国人认为国家是团结的,到了2004年小布什竞选连任时,该比例跌落至45%。

2016年特朗普上台后,以党派政治的方式撕裂社会,超过77%的美国人认为国家已陷入分裂,出现了现实版的“两个美国”(Two Americas),而特朗普本人也被视为“分裂国总统”(President of The Divided States of America)。

最后,平权运动的溢出效应加剧政治认同两极化趋势。

平权运动深刻改变了少数族裔、性少数群体、妇女、学生的社会处境,其政策也在美国两党的力量对比、意识形态变迁、政治结构重塑等方面产生溢出效应,推动了政治认同极化的进一步加剧。

一方面,平权运动引发的核心选民变动加大了两党政治的极化。阿维迪特·阿查里亚认为,美国南方地区的白人从平权运动初期即开始陆续脱离民主党,这一过程随着1964年《民权法案》和1965年《选举权法案》通过而加快。当1980年罗纳德·里根当选总统时,南方白人就已经稳定地成为共和党人的票仓。经济全球化持续拉大美国贫富差距,作为“故土陌生人”的南方白人排外主义情绪迅速高涨,最终导致特朗普当选及政治极化的加剧。

进入新世纪后,两党在推进平权运动问题上的分歧增大。皮尤研究中心数据显示,民主党及其支持者“认为国家需要进一步推进平权”的比例从2010年的57%上升到2017年的81%,而共和党及其支持者赞同平权的比例则一直徘徊在32%左右。两党政治极化成为当前美国政治的基本特征。

另一方面,平权运动引发的“权利革命”成为政治文化两极化的根本动力。人们对同性恋、跨性别与移民问题的接受度呈现“此起彼落”的差异态势:民主党大踏步向进步主义方向迈进,而共和党在平权问题上止步不前。

有学者认为,这一文化的撕裂与冲突主要由民主派“自由化加速”所导致,共和党人的愤怒只是“被围困心态”的一种表现。但也有相反的观点认为,平权运动导致的政治认同两极化可能只是一种“幻影”(phantom)而已。美国政治认同极化呈现出的复杂样貌,由此可见一斑。

三 平权运动中的政治认同困境及其原因

平权运动的初衷是通过一系列政策措施调整,允许将种族、原籍、性别、残疾等作为重要衡量因素,给历史上或现实中遭到歧视或将来可能重新遭受歧视的群体提供机会,以实现社会公正与机会平等,增进公民的政治认同。

但在施行过程中,平权运动却面临着“越平权越分裂”的困境:越是积极推进平权运动,该运动就越脱离整体性政治认同的目标,转向差异化的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认同。这一旨在强调少数群体利益的亚群体认同强化了人们对社会不公正的感受,分裂并稀释了现有的政治认同。受害者心态是平权运动中政治认同困境的主要表现形式。

首先是语义歧视问题。通过将Nigger/Negro(黑人)改造为African American(非洲裔美国人),Manpower(男劳动力)改造为Workforce(劳动力),Merry Christmas(圣诞快乐)改造为 Happy Holiday(节日快乐),平权运动完成了美国文化中族裔、性别、宗教等特定语义的转换,强化了亚群体作为受害者的集体认同。其次是反向歧视问题。

从20世纪90年代起,愤怒的白人男子站到了反对平权运动的最前列:在外,妇女和少数族裔夺走了他们的经济与政治力量;在内,妻子夺走了他们的家庭权威。2016年总统大选,正是这群自认为“平权运动最大的受害者”将特朗普送上了总统宝座。此外,有关亚裔是平权运动受益群体抑或是受害群体的争论也显示出反向歧视的另一侧面。

2018年亚裔人口占比为6.7%,却占到哈佛大学新生录取比例的22.9%。很多人指责平权运动的真正赢家是亚裔,但亚裔却自认为是这场运动不折不扣的受害者。1970年美国人口普查数据表明,25岁以上的美国男性中,大学以上学历的中国裔在本族群样本占比约30.8%,英国二代移民占比约17.5%。1990年人口普查时,硕士及以上学历的中国大陆一代移民占比为约25.3%,与威尔士一代移民并列第一。

联邦政府虽未正式下文,但90年代以后已逐步将亚裔排除在平权运动之外。在亚裔看来,平权运动削减并限制了自己的录取名额,如果废除平权运动,他们将凭借自己的成绩优势占据五分之四的非裔、拉丁裔录取名额,将录取率从目前的18%提升至23%,无需再出现“亚裔伪装黑人被顶级医学院录取”这样的闹剧。最后是污名化问题。

1982年罗格斯大学卡姆登学院(Rutgers University Camden College)的心理学研究者证实,当人们意识到平权运动影响大学录取政策时,即倾向于认为被录取的少数族裔的学术能力与白人学生相差甚远,除非他们表现出超凡的竞争力,否则将被整体性污名化。

无论语义歧视、反向歧视或污名化,都表明平权运动对不同人群造成的实际心理创伤。平权运动在推进过程中没有增进人们对于公正、正义的真切感受,反而强化了受害者群体的认同。

从社会心理的角度而言,形成上述政治认同困境的原因有以下两点。

第一,人们对不平等的容忍程度降低。

托克维尔认为,真正困扰美国人的不是不平等,而是不平等的感觉,当社会地位极度不平等时,不平等本身是不刺眼的,但是当人人划一时,微弱的差异也能引起巨大反感。亨廷顿也观察到了类似的现象。他认为废奴主义出现在19世纪30年代以及耙粪运动出现在进步主义时代的原因,并非奴隶制在19世纪30年代变得更加邪恶,也并非进步主义时代腐败陡然增多,而是在那个历史时期公众对于这类现象的容忍程度降低了。

到了21世纪,黑人认为社会对自己补偿不够、歧视增多,同样也是基于该群体对不平等的容忍程度降低的原因。2017年的一项研究表明,对平权运动的原则性支持或反对直接取决于人们对于歧视问题的迫切性及严重程度的感知。

16%的白人认为社会存在大量歧视,而持这一观点的黑人约有57%;28%的白人认为政府更照顾黑人,有57%的黑人认为政府更照顾白人,几乎没有黑人认为政府在政策上偏向自己。相形之下,黑人具有更强烈的不平衡感,更低的获得感,对于社会不公的感知也更为敏感。

第二,人们对自我感觉的重视程度提高。

20世纪90年代以来,平权运动中出现的各种无理取闹的诉讼充斥着媒体,例如,体重640磅的男子起诉巴尔的摩,称该市违反宪法,拒绝承认他的肥胖是一种残疾,这影响了他在市政合同竞标上的优先权;某大学的男学生组织以性别歧视提起诉讼,状告当地酒吧把“女士之夜”的第一杯啤酒免费送给女大学生,而不是男生;非裔雇员提起诉讼,称深肤色的黑人老板开除她的原因是她肤色太浅。这些令人匪夷所思的诉讼理由背后,是“永远相信你的感觉”这类广告语所反映的社会共识。

2001年“9·11”事件后的美国社会长期浸淫在恐惧与焦虑之中,“感觉不对劲”的对象也早已从地铁站某个可疑的行李箱转移到了大学课堂、企业招聘等类似场景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相信,危险无处不在,歧视无处不在。“微侵犯”(microaggression)成为各类亚群体社会交往时最常佩戴的有色眼镜。

信奉消费者(学生)至上的大学校园,也开始识时务地转变了教育原则——大学教育,不在于让学生思考,而是要让他们感到舒适。感觉舒适替代自由、平等成为美国青年一代的新信条。他们的诉求不再是得到平等对待,而是让自己感到舒适的特殊对待。自我感觉至上犹如一把利刃,割裂了美国社会,无论是身份政治认同还是国家认同,都陷入了无尽的分裂之中。

本文撰写期间,大批受益于平权运动的少数族裔、女权主义者、性少数群体走上街头支持“黑命贵”抗议活动。2020年9月3日,在没有警察警告或挑衅情况下,洛杉矶持枪歹徒当街射杀警员;9月22日,纽约、波特兰、西雅图三大城市,被正式列为“无政府主义管辖区”。与参与者不断上升的政治热情相伴的,是美国政治认同的进一步分裂。“美国人唯一的共识是大家没有共识。”

无论是左派精英强调的多元文化为目的的政治认同观,还是右派带有种族化倾向的政治认同观,都已经不足以弥合美国社会现有的裂痕。

或许,正如查尔斯·泰勒所说的那样,同一性与统一性并非美国共和传统的重心所在,寻求一种非民族主义的、注重公民文化与实践、强调参与的政治认同,才是美国政治未来的重塑方向。作者周顺,系上海政法学院政府管理学院讲师注释从略,完整版请参考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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