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一位毕业于日本私立大学同志社大学生命医学博士，90后中医田政被欧洲自然科学院授予了院士引起大家的关注。
有报道将其称为世界唯一一位“90后”院士，也是唯一一位35岁以下的院士。
随即，国内学者获得欧洲自然科学院，跻身一流学术行列的通讯稿“井喷式”出现。
这就不得不引起公众怀疑，到底是中国学术界已经迈向更高的阶段，还是其中有什么猫腻？
40万买一个“院士”
有媒体报道，2024年的前4个月，欧洲自然科学院已经向中国30多位教授授予欧洲自然科学院院士。
欧洲自然科学院的“领导们”马不停蹄地颁发一个又一个，而获得“荣誉”的学者们也发出一篇又一篇通稿。
据学者们的通稿介绍，这个欧洲自然科学院（Europaische Akademie der Naturwissenschaften）是一个总部位于德国汉诺威，由欧洲多国科学家组织成立，是国际上“跨地域和学术领域认可度最高、影响最大的科学组织之一。
欧洲自然科学院院士官网称有1700多名在自然科学领域取得优异成绩的科学家和学者，其中不乏诺贝尔奖、爱因斯坦奖、哥白尼奖获得者。
百度百科搜索欧洲自然科学院，里面提到了“严格”的院士递补制度：当选院士需经院士推荐、形式审查、答辩审核、投票选举、主席团审议、公证员公证、勋章授予、外交部发函等。
据统计，自2021年至今，它已在国内发展了66位院士，这还是一份不完全名单，估计中国学者获得此“荣誉”的人远不止这个数。
看上去有鼻子有眼，似乎是一个非常权威的机构。但是这样一个“权威机构”在外网却找不到任何消息。
通过外网搜索“欧洲自然科学院”，结果却仅有官方的主页，并没有任何一家主流媒体对其有相关报道。
事情变得更加扑朔迷离，关于欧洲自然科学院院士质疑的声音也越来越多。
有高校老师在采访中提到，他的同事收到了某机构的邀请，可以推荐他去参选欧洲自然科学院院士。
邀请函还提到可以同时办理英国皇家化学学会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格鲁吉亚科学院院士。
另一位教师还提到，欧洲自然科学院院士（外籍）增选成功，一般需要付40-100万元人民币服务费，至于申请院士（外籍）需要哪些科研成果并不清楚。
很快就有媒体扒出了更多信息，这个所谓的欧洲自然科学院是6个俄罗斯人在德国注册的民办公司。
他们以选举院士的名义行骗，声称支付40万人民币就可以买来“院士”头衔。
但欧洲自然科学院中国代表处负责人回应了舆论并作出了澄清，表示欧洲自然科学院对于申请者从来没有收取过任何费用。
到底欧洲自然科学院的含金量如何？目前还没有最新的论断。至于“李逵”还是“李鬼”，相信随着时间推移可以看到更多真相。
无论结果怎样，“水院士”一事都已经戳破了中国学术界的阴暗面。
学术界的“围城”
钱钟书小说《围城》中，主角方鸿渐出国游学多年，买了张“克莱登大学”文凭，并在归国后赴大学任教。
克莱登大学因此也成为“野鸡大学”的代名词。
前两年，邵阳学院就一次性耗资1800万元引进了23名毕业于菲律宾亚当森大学的博士。
人们先前知道有一年制硕士，现在连博士都可以“短平快”。
亚当森大学博士之所以被称为“水博”，是因为他们上的是电脑网课，博士论文是以中文形式发表在国内普通刊物，远远达不到公认的博士标准。
学术界发大水已经引起大家的关注，只是没有想到，前有“水硕”“水博”，如今已经“水”到了院士级别。
多年前的语文课，再次正中我们眉心。
在经济学上，有需求就有市场，但问题在于，为什么教授们会有买“院士”的需求？
知名教育学者熊丙奇锐评，他认为院士头像被神化，欧美国家的院士只是学术机构的会员，没有什么特权。
国内过于看重头衔，把所有利益都和帽子挂钩，所以才出现了买国外院士的头衔的生意。
在学术界“院士”是最高头衔与荣誉，学术人追求的终极目标。
这不仅是身份的象征，也是一种无形资产。学者们的帽子越多，头衔越响亮，未来无论是拉项目还是申基金都会比别人快很多步。
近年来，不少海外院士层出不穷，比如俄罗斯自然科学院外籍院士、亚美尼亚自然科学院外籍院士、澳大利亚国家工程院外籍院士、俄罗斯工程院外籍院士等。
有的是货真价实的院士，而有的就是像“欧洲自然科学院院士”一样可以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
但是对于其含金量可能并没有什么人在意，只要是个“院士”有证书就可以了。
有的学校明知道他们水的不行，却也假装不知地维护。
因为院士不仅是学术人的追求，也是学校的追求。学校的院士数量直接决定了未来可以获得的资源倾斜，生源的优势。
一些普通院校、尤其是地方高校严重缺乏资源和平台。比如同为双一流的延边大学今年的预算仅为清华的大学的1/36。
双一流院校姑且如此，二本院校、双非院校就更不用说了。
在广东，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两所985的教育经费几乎比全省双非院校加起来还要多。
这些学校想要发展，仅凭自己根本无法吸收真正的院士来，只能出此下策，引进“水院士”“水博士”。
无论是学校还是学者，都是困于围城罢了。
学术圈的恶性循环
最近还有一则这样的新闻。
宋凯博士2019年作为高层次人才引进到南京林业大学，职称是副教授，由于前4年的首聘期考核没有过，缺一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于是学校对其降级降薪，由副教授降为讲师待遇，而且还要求退还部分安家费和购房补贴。
不堪重负、屡受打击的宋凯博士服药自尽，不幸离世，享年38岁。
青椒，青年教师的代名词，是学术教师圈的最底层。
对于211以上高校和一些省属重点双非，应届博士生拿到编制基本不可能，都是非升即走的招聘模式。
他们初入高校，没有资源，没有人脉，首聘期一过没有达到标准的只能“非升即走”。
而且大部分基金的申请都有年龄限制，青年基金年龄要求是男35岁、女38岁，优青是38岁，杰青是45岁。只要过了年龄，那你连最基本的申请资格都没有。
学校抱着没有利用价值就丢掉的心态，青椒们在入职前三年就只能往死里卷。
近年来，学术圈猝死的年龄越来越低，35岁前后是一道坎。
青年教师背负考核压力，自然而然地会将这份压力转嫁到博士、硕士身上。
学生面临就业、科研成果，面对导师分配的过多任务不敢不完成，长时间精神紧张、压力山大。
学术圈犹如一潭死水，取得人类最高学位的精英沦为了“学术农民工”。
曾经的学术理想让步于考核体制，巨大的压力下消磨了学术热情，连带着身体健康也每况愈下。
最后却被反问，为什么中国出不了诺贝尔奖、出不了“杰出人才”、出不了“大师”？
问题出在哪，其实大家都心知肚明。
“青椒之死”“博士之死”不过是房间里的大象。因为弱势，所以不曾被看见。
是时候关注学术圈的亚健康状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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