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大学发布《2024年招生统计报告》（指2023年申请，2024年入学）呈现出一系列复杂且关键的趋势，揭示了全球顶尖高等教育领域日益激烈的竞争格局。
尽管大学发放的录取通知书（Offer）比率有所上升，但最终成功入学的学生（Acceptance）比率却保持稳定。这一现象凸显出，满足剑桥严苛的学术成绩要求已成为录取流程中愈发关键的“终极过滤器”。
与此同时，申请人数在经历了2023年的短暂回落后强劲反弹，总数创下新高，进一步加剧了竞争的白热化程度。
1、报告核心数据
2024年的招生周期数据描绘了一幅极其严峻的竞争图景。大学收到了总计21,545份本科入学申请。
在这一庞大的申请者群体中，仅有4,659人收到了录取通知书（包括有条件录取和无条件录取）。最终，成功满足所有条件并被大学正式录取的学生人数为3,631人。
申请人数再创新高：2024周期的本科申请总数回升至22,503人，超过了前几年的水平，显示出全球学生对剑桥的向往热度不减。
录取通知率与最终入学率的鸿沟：本周期录取通知率（Offer Rate）攀升至21.4%，然而最终入学率（Acceptance Rate）稳定在约16.4%。两者之间不断扩大的差距表明，获得录取通知书仅是第一步，能否达到最终的成绩要求是更大的挑战。
STEM领域的“超级竞争”：以计算机科学（Computer Science）和工程学（Engineering）为代表的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专业竞争异常激烈。
计算机科学的最终入学率仅为7.6%，其申请人数的增长速度远超招生名额的增加速度，导致录取难度逐年攀升。
国际申请的“高压锅”：
国际学生面临着更为严峻的挑战，整体最终入学率约为10.9%。其中，来自中国的申请者数量遥遥领先，以绝对优势成为剑桥最大的国际生源国，这使得中国学生群体内部的竞争尤为激烈。
剑桥大学的录取标准极高，竞争异常激烈。21.6%的整体录取率设定了一个贯穿整个大学的筛选基准。这一数字本身就意味着，接近五分之四的申请者在第一轮审核后就被拒绝。
这种程度的选择性使申请过程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它不再仅仅是申请者证明自己“足够优秀”的过程，而是演变为一场在众多同样“足够优秀”的候选人中争夺极其稀缺名额的高风险博弈。
至关重要的是，必须将21.6%的录取率与16.9%的最终入学率区分开来。
前者是评估大学招生门槛的直接指标，而后者则包含了学生端的决策因素（例如，选择其他大学）以及未能达到学术或其他条件的客观情况。
当录取率在一个相对宽松的水平（例如50%）时，申请策略的核心可能是全面展示学术实力。
然而，在一个录取率仅为21.6%的系统中，卓越的学术成绩仅仅是参与竞争的“入场券”，而非胜利的保证。
因此，那些在评估中起决定性作用的“边缘因素”——例如超课程活动的深度与独特性、面试中的思辨能力与沟通技巧、个人陈述中展现的学术热情与个人洞见，以及至关重要的课程选择策略——其重要性被不成比例地放大了。
申请策略的重心必须从“我是否符合标准？”
转变为“在一个所有人都符合标准的环境中，我如何能证明自己是比其他四位同样优秀的竞争者更适合这个位置的人选？”
为了更清晰地展示竞争格局的演变，下表提供了过去五年剑桥大学的招生数据。
2、中国学生面对的高难度申请竞争
剑桥的竞争不仅体现在专业之间，更在全球范围内呈现出显著的地域差异。
其中，来自中国大陆的申请群体提供了一个极具代表性的案例，揭示了国际学生面临的特殊挑战。
共有2,130名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提交了申请。在这些申请者中，有282人收到了录取通知书，最终有220人成功入学。
通过这些数据，我们可以计算出针对这一特定群体的关键比率：
录取率 (Offer Rate): 13.2% 。
最终入学率 ： 10.3%。
中国大陆申请者13.2%的录取率，与剑桥大学21.6%的整体录取率之间，存在着一个高达8.4个百分点的显著差距。
这种差距并非源于偏见，而是纯粹的竞争动态所致：当成百上千名背景相似的顶尖学生争夺有限名额时，筛选标准自然会水涨船高。
来自单一国家的2,130份申请本身就构成了巨大的体量，自然而然地加剧了群体内部的竞争。
招生导师在面对数百份拥有完美或接近完美学术成绩、且教育背景高度相似的申请材料时，区分和筛选的难度极大。
在严峻的挑战之下，另一组数据同样引人注目。中国大陆申请者的接受率（即收到录取通知书后选择接受的比例）高达78.0% (220÷282)。
这个数字与剑桥大学77.9%的整体接受率 (3,631÷4,659) 几乎完全相同。
数据显示，对于成功获得录取的中国学生而言，剑桥大学是一个首要的、极度渴望的目标。
他们为获得这一纸录取通知书所付出的巨大努力，与他们最终选择入读的坚定决心是成正比的。
这一发现对于剑桥大学自身的招生宣传和校友联络策略也极具价值，因为它证实了其在中国这一关键市场上的巨大品牌价值和声望，以及被录取的中国学生群体的高度忠诚。
中国申请者在学院与专业间的分布格局
数据进一步揭示了中国申请者在选择学院和专业时表现出的高度集中性。这种集中性是理解其面临的超高强度竞争的关键。
在学院选择上，最受中国申请者青睐的前五名学院分别是：
三一学院 (Trinity College)：263份申请
国王学院 (King's College)：153份申请
圣约翰学院 (St John's College)：146份申请
丘吉尔学院 (Churchill College)：127份申请
基督学院 (Christ's College)：126份申请
在专业选择上，同样呈现出惊人的集中度，主要集中在STEM（科学、技术、工程、数学）和经济学领域。申请人数最多的前五大专业为：
数学 (Mathematics)：502份申请
自然科学 (Natural Sciences)：482份申请
计算机科学 (Computer Science)：468份申请
工程学 (Engineering)：456份申请
经济学 (Economics)：382份申请
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学生在专业选择上表现出高度的集中性，大量涌向本已竞争白热化的STEM（科学、技术、工程、数学）和经济学等领域。
这种“集中风险”导致了一种“双重困境”：他们不仅要面对作为国际学生已然存在的竞争劣势，还要在全校最难申请的专业中与本国最顶尖的同龄人进行激烈博弈。
在这些热门专业中，中国学生实际面临的录取率将远低于13.2%的平均线。
叠加效应：国际学生在顶尖专业中面临的极端挑战
当我们将前一部分关于国际申请者（特别是中国大陆申请者）的分析，与这一部分关于超高竞争专业的数据相结合时，一个更为严峻的图景浮现出来。
数据显示，中国大陆申请者在这两个竞争最激烈的专业中表现出极高的集中度：
在2,593名计算机科学申请者中，有468人来自中国大陆，占比高达18.1%。
在1,602名经济学申请者中，有382人来自中国大陆，占比更是达到了惊人的23.8%。
当我们将两个独立的难度因子——即作为中国申请者所面临的“国际竞争力溢价”（录取率低于平均水平）和申请“超精英专业”所带来的“专业竞争惩罚”（录取率极低）——结合在一起时，其结果并非简单的相加，而是一种乘数效应。
一个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申请计算机科学或经济学时，其实际面临的有效录取率（Effective Offer Rate）几乎可以肯定会低到一个灾难性的水平。
虽然现有数据无法提供精确的交叉制表后的录取数字，但从统计学上进行推断这个比率极有可能落在2%至4%的区间内。这代表了该申请群体所面临的单一最大风险因素。
这个推论的逻辑是：我们已知两个独立的困难变量，一是作为中国申请者的身份（整体录取率为13.2%，低于21.6%的大学平均水平），二是申请计算机科学专业（整体录取率为6.3%）。当一个本已处于竞争劣势的群体中，有相当大一部分人（18.1%）同时涌向了全校最难申请的专业。
可以推断，一名中国申请者在计算机科学专业上获得录取的概率，将显著低于该专业6.3%的整体录取率，也显著低于中国学生13.2%的整体录取率。
尽管竞争激烈，但中国学生的成功率并不低。中国学生的成功率为10.3%，略高于9.8%的国际学生平均水平，这表明中国申请者的整体学术水平极高 。
通过信息自由法案渠道，可以观察到大量来自中国背景的咨询，内容极其细致，涵盖了特定专业（如经济学、HSPS）和特定学院按不同课程体系（A-Levels, IB, 高考）划分的录取数据 。这反映出中国申请者及其顾问在申请策略上高度数据驱动和精细化。
3、学院维度：战略性的申请选择
剑桥大学独特的学院制是其教育体系的核心。所有本科生都隶属于31个学院中的一个（其中29个招收本科生），学院负责学生的住宿、个人辅导（Supervision）和社交生活。因此，选择申请哪个学院，是继专业选择之后的又一个重要战略决策。
学院的受欢迎程度与成功率
数据显示，学院的知名度和申请人数之间存在强烈的正相关，但这并不总是转化为更低的录取率。
在2024招生周期，三一学院（Trinity College）收到了最多的申请，高达1,636份，最终也录取了最多的学生，为206人 。其他申请人数破千的“热门”学院还包括圣约翰学院（St John's College）、彭布罗克学院（Pembroke College）和唐宁学院（Downing College）。
申请人数最多并不等同于最难进入。
以2023年的数据为例，申请人数众多的三一学院最终入学率为14%，而申请人数稍少的彭布罗克学院和唐宁学院的入学率反而更低，仅为12% 。
与之相反，一些申请人数较少的学院却展现出更高的录取率。
默里·爱德华兹学院（Murray Edwards College）在2023年仅收到417份申请，但其最终入学率高达26%，位居所有学院之首 。
识别异常值：录取率较高和较低的学院
通过对数据的梳理，我们可以清晰地识别出录取率光谱两端的学院，这为申请者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信息。
最终入学率较高的学院（2023/2024周期数据）：
默里·爱德华兹学院 (Murray Edwards College)：~26%
罗宾逊学院 (Robinson College)：~22%
格顿学院 (Girton College)：~21%
露西·卡文迪什学院 (Lucy Cavendish College)：~21%
最终入学率较低的学院（2023/2024周期数据）：
唐宁学院 (Downing College)：~12.4%
彭布罗克学院 (Pembroke College)：~12.1% (2023数据) / 12.5% (2024数据)
圣约翰学院 (St John's College)：~13.4% (2023数据) / 12.5% (2024数据)
对这些数据的深入分析揭示了学院选择背后的复杂逻辑。
声望与规模的“反比关系”：
历史悠久、规模宏大、声名显赫的学院（如三一学院、圣约翰学院）吸引了最多的申请者，从而在统计上拉低了录取率 。
一些规模较小，或历史上只招收女性（如默里·爱德华兹学院）以及只招收成年学生（Mature Students）的学院（如露西·卡文迪什学院、沃尔森学院），由于其申请池更小、更具针对性，往往拥有更高的录取率 。
例如，沃尔森学院（Wolfson College）主要招收研究生，本科生仅限成年学生，这解释了其本科申请人数极少（2024年仅314人）的原因 。
“冬季池”的平衡作用：
剑桥的“冬季池”（Winter Pool）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平衡了各学院之间的申请不均。
该系统会将一些在申请过于激烈的学院中表现优异但未被录取的候选人，重新分配给那些申请人数不足但仍有招生名额的学院。这一机制意味着，选择一个“热门”学院的风险被部分对冲了。
尽管选择一个统计上录取率更高的学院可能是一个有效的策略，但其带来的边际优势远不如选择一个竞争压力更小的专业来得显著。因此，申请者的首要精力应始终聚焦于专业的选择，学院选择应作为次级战略考量。
— The end —
引用：Cambridge Acceptance Rate & Statistics 2025 | uhomes.com, https://en.uhomes.com/blog/cambridge-acceptance-rate
Cambridge Acceptance Rates 2024 - Definitive Guide | UniAdmissions | World's First Oxbridge Prep School, https://www.uniadmissions.co.uk/application-guides/cambridge-acceptance-rates/
Cambridge College Acceptance Rate Guide - UniAdmissions, https://www.uniadmissions.co.uk/application-guides/cambridge-college-acceptance-rates/
Cambridge faces drop in state school admissions | Varsity, 访 https://www.varsity.co.uk/news/27761
Oxford University admits fewer state school pupils for third year in a row - Yahoo, https://www.yahoo.com/news/oxford-university-admits-fewer-state-181255138.html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acceptance rates, statistics and applications - Admission Report, https://www.admissionreport.com/university-of-cambridge
Application statistics - Undergraduate Study -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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