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导师简介

Dr Suen Johan Bin Mohd Zain于2019年获剑桥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系讲师。其研究聚焦老龄化、健康、就业与生命历程的交叉领域,在加入NUS前曾任杜克-国大医学院老龄化研究与教育中心(CARE)及Yayasan Mendaki研究院研究职位。目前主持专著项目,考察新加坡老年群体的生活轨迹,分析影响晚年健康与社会经济结果的社会机制及生命历程因素。
研究范畴涵盖临床医学、公共卫生、人类学、社会学、生物心理学及认知与计算心理学。讲授课程包括新加坡社会(GES1028/GESS1020)、社区中的目标性积极老龄化(GEN2008)、医学社会学(SC2211)、儿童与青少年(SC2213)、生命历程与老龄化(SC3214)、老龄化与健康(SC4220)。现为新加坡人口学会会员。
二、近期文章和项目解析

2.1 社会支持网络多样性对生活质量的影响
2023年发表于《Research on Aging》的论文《Receiving Social Support From Diverse Helpers: Associations With Quality of Life》采用全国代表性数据(N=2248),分析60岁及以上非独居新加坡长者的社会支持网络构成。核心发现包含三点:
第一,仅从配偶或子女以外人员获得帮助的老年人,生活质量评分显著低于拥有其他类型支持网络者。第二,非同居助手多于同居助手的群体,生活质量反而更高。第三,研究结果揭示新加坡非家庭户老年人比例上升背景下,依赖单一亲属关系的传统模式局限性。
该研究挑战了亚洲家庭主义养老范式。数据表明,混合式支持网络——特别是引入非亲属、非同居助手的配置——可能对维持老年人自主性更具优势。这与日本研究形成对比:日本学者2003年对爱知县2998名主要照护者的调查显示,同居家庭成员支持显著降低照护负担(β=-0.71, P<0.0001),而正式支持仅在家庭医生介入时有效(β=-0.56, P=0.001)。
差异根源在于社会结构变迁程度。新加坡作为快速城市化社会,核心家庭解体更早,社会服务市场化程度更高。Dr Suen的研究捕捉到了"家庭支持弱化但社会支持未完全补位"的过渡期特征,这对其他亚洲城市具有预警价值。
2.2 低收入非正式照护者的脆弱性机制
2018年《Journal of Cross Cultural Gerontology》论文《Contextual Challenges and the Mosaic of Support: Understanding the Vulnerabilities of Low-Income Informal Caregivers of Dependent Elders in Singapore》基于19名低收入照护者深度访谈,揭示资源匮乏如何与家庭关系断裂、角色冲突、制度壁垒等情境挑战叠加,形成复合脆弱性。
关键概念是"马赛式支持":照护者必须拼凑零散的正式与非正式资源。但低收入群体面临双重困境——既缺乏可动员的亲属网络,又难以负担市场化服务。研究指出,新加坡的"多方援手"政策在低收入群体中执行效果受限,因其假设家庭具备基础承载能力。
全球比较视野下,中低收入国家医院普遍依赖非正式照护者承担喂食、沐浴、给药等专业任务;南非亲属寄养照护者则面临贫困与儿童居留权纠纷交织的困境。Dr Suen研究的新加坡案例特殊性在于:并非完全缺乏制度设计,而是现有政策未能穿透结构性不平等。照护者访谈显示,他们感知的"制度壁垒"更多体现为繁琐的申请流程、资格标准与经济支持不及时。
2.3 政策评估项目实证
2020年《Ageing in the Right Place: An Evaluation of the Integrated Home and Day Care (IHDC) Programme》评估报告审查新加坡综合家居与日间护理计划。该计划整合居家服务与社区日间中心,旨在延缓机构化照护。
评估发现IHDC在降低住院率方面有效,但参与者的社会经济梯度明显——中高收入群体利用率更高。项目设计未充分考虑低收入家庭的交通成本与时间成本,导致最需要者反而可及性最低。这印证了早期研究结论:社会政策支持需超越"一刀切"模式,针对低收入照护者的碎片化支持需求提供灵活接口。
三、未来研究预测
3.1 新加坡老龄化进程的关键转折点
新加坡统计局数据显示,2020年65岁及以上人口占15.2%,预计2030年将升至23.8%。政策层面推行"成功老龄化行动计划",但Dr Suen的研究揭示政策目标与底层实践存在落差。未来五年将是检验政策调适能力的关键窗口。
研究空白在于:第一,缺乏追踪数据解析支持网络动态演变。现有研究多为横断面,无法捕捉非正式支持从家庭向社区转移的临界点。第二,技术干预效果尚未评估。新加坡推行的智能健康监测设备对低收入照护者负担的影响,实证研究几乎空白。第三,移民照护者角色未被关注。外籍家政工在新加坡老年照护中占比超50%,但其权益保护与照护质量关系未被学术化。
3.2 博士阶段可深耕的方向
方向一:生命历程视角下的照护者阶层分化。利用新加坡纵向老龄化研究数据,分析不同出生队列照护者在政策支持感知与利用上的差异。这一方向需结合定量事件史分析与定性生命史访谈,考察政策干预的生命周期效应。
方向二:技术中介型照护的包容性设计。评估远程医疗、智能穿戴设备在低收入老年家庭中的接入障碍与适应策略。社会学视角应聚焦技术如何重塑照护关系,而非仅关注技术效能。可借鉴认知心理学方法,测量照护者技术焦虑与自我效能感。
方向三:比较视野下的东亚照护体制。将新加坡"居者有其屋"政策背景下的机构化延缓策略,与日本长期照护保险制度、韩国综合照护服务进行对比。跨国比较需处理制度细节差异,但能为新加坡政策优化提供参照。
3.3 学术产出的现实关联度
Dr Suen的研究风格体现"政策相关但不政策妥协"——保持学术独立性,同时确保研究问题源于政策实践痛点。对博士生而言,这意味着数据获取便利性与研究创新性的平衡。新加坡政府数据开放程度较高,但涉及低收入群体数据需伦理审查更严。
建议申请者在研究计划中明确:如何将微观照护互动分析,链接到中观社区资源配置,最终回应宏观老龄化治理议题。这种多层次分析框架,正契合Dr Suen所擅长的Mosaic of Support理论视角,也对接新加坡未来十年老龄化政策评估的迫切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