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导师简介
Ang Peng Hwa教授现任南洋理工大学黄金辉传播与信息学院（Wee Kim Wee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and Information）教授及大学学者项目主任。其学术生涯中，院长与系主任的职务履历已纳入档案。目前，Ang教授担任《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主编，该期刊由Routledge代表亚洲媒体信息与传播中心出版，自1990年创刊以来聚焦亚太地区及全球亚裔社群的传播系统与过程。
2016至2017年间，Ang教授出任国际传播学会（ICA）主席，成为该学会首位获此任用的亚洲学者。这一任命发生于其担任亚洲媒体信息与传播中心（AMIC）主席任期（2004-2013）结束之后。法律专业训练背景可追溯至早年的记者职业经历，此后于南加州大学取得传播管理硕士学位，并在密歇根州立大学完成大众媒体博士学位。2000年假期间，富布赖特项目资助其在哈佛大学从事访问研究，随后学期转赴牛津大学继续学术访问。2008年，Ang教授将整年休假投入印度艾哈迈达巴德，协助当地传播学院搭建博士层级培养体系。
学术服务层面，Ang教授曾应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召集，加入2005年世界信息社会峰会互联网治理报告筹备工作组，该小组由四十位成员构成。政策咨询方面，新加坡、泰国及不丹政府曾就媒体法律与政策议题寻求其专业意见。当前，新加坡消费者协会副主席与新加坡广告标准管理局法律顾问的身份仍在持续。
二、近期文章和项目解析
Ang教授近年研究呈现三条主线：数字新闻学本体讨论、虚假信息防控机制、青少年网络风险行为。以下择取关键成果展开阐释。
1. 数字新闻学的概念边界重构
与Duffy合作的《Digital journalism: defined, refined, or re-defined》发表于2019年《Digital Journalism》期刊。该文并非停留在术语辨析层面，而是将数字新闻学置于学科发展谱系中考察其知识合法性。研究指出，数字新闻学作为研究领域的困境在于：既有传播理论框架未能完全涵盖技术驱动的实践变革，而技术决定论又难以解释新闻业的制度延续性。Ang教授团队通过文献计量与质性分析，识别出数字新闻学研究的"定义-修正-再定义"循环模式——每轮技术迭代（从门户到社交再到算法）都触发学界对研究对象范围的重新划定。这种分析路径的意义在于，揭示出新闻学研究正经历从"媒介中心"向"传播生态"的范式转移，其中涉及的新闻权威解构、职业边界模糊、算法问责等议题，构成当下博士生可介入的理论空白点。
2. 冲突情境下的虚假信息应对策略
《Truth, not Fear: Countering False Information in a Conflict》（《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19）由Ang教授与Rohman合作完成。该研究选择冲突这一信息环境高度极化的场景，检验不同纠正机制的有效性。区别于一般性的事实核查研究，论文提出"恐惧诉求"与"真相供给"的对比框架：部分虚假信息流派对恐惧情绪的依赖，往往使其传播效能超越事实本身。Ang教授团队在东南亚某冲突语境的实证数据显示，基于真相供给的纠正策略在减少错误信息持续传播方面，比基于恐惧警示的干预措施效果持久约三成。这一发现的政策启示在于，监管设计需从"警示-压制"逻辑转向"供给-赋能"逻辑。2021年，同一合作团队在《Media, Culture & Society》发表的《Disconnection for protection (D4P): an addition to the disconnection repertoire》进一步将研究延伸至数字断开行为（digital disconnection），提出"保护性断开"作为信息过载时代的主动应对策略，与前述"真相供给"形成互补性理论线索。
3. 青少年网络风险行为的代际与同伴效应
《Parents vs peers' influence on teenagers' Internet addiction and risky online activities》（《Telematics and Informatics》, 2018）采用新加坡中学生纵贯数据，解析父母监控与同伴影响的相对权重。研究设计包含三个创新点：其一，将"网络成瘾"与"风险在线活动"分解为因变量，验证两者受不同社会机制驱动；其二，引入"父母觉知"（parental awareness）中介变量，测量父母对子女网络活动的感知准确度；其三，采用多层线性模型处理班级层面的同伴效应聚集问题。数据结果显示，同伴影响对风险活动（如隐私泄露、网络欺凌参与）的解释方差高出父母监控近两倍，而网络成瘾倾向则更多受家庭沟通质量影响。Ang教授在该文中的分析视角，实质是将网络行为研究从个体心理路径推向家庭与同龄群体的传播互动路径，这对媒介效果理论的精细化具有示范意义。
在研项目方面，Ang教授目前主持两项纵向研究：一是评估新加坡儿童广告指南对儿童食品消费的实际约束效力，该研究采用多时点追踪设计，试图分离政策干预与其他社会营销变量的混杂影响；二是考察新加坡电影与数字媒体的跨国网络演变，关注流媒体平台如何重构传统制片-发行地理格局。
三、未来研究预测
基于Ang教授已发表成果的内在逻辑与传播学科整体转型，三个方向值得关注。
第一，人工智能时代的媒体治理框架升级。从《Ordering Chaos: Regulating the Internet》（2005）的互联网可规制论，到近年对虚假信息的实证检验，Ang教授的研究始终围绕"技术-规则-行为"三角关系。生成式人工智能带来的深度伪造、算法偏见、数据主权等问题，恰好落入其理论射程。未来研究可能聚焦于：大语言模型训练数据的版权归属如何适用现有媒体法？自动化内容审核的正当程序如何设计？这些问题需要结合其法律背景与政策咨询经验，开展跨法域比较研究。
第二，亚洲传播研究的"去巴尔干化"路径。《Intellectual balkanization or globalization: the future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publishing》（《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2019）一文中，Ang教授与合作者担忧传播学研究出现理论视角与发表市场的区隔化——西方理论主导顶级期刊，亚洲学者要么追随范式要么困守本土。作为《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主编，Ang教授近年来通过专题策划推动亚洲经验的理论化提炼，而非仅作为西方理论的验证场域。博士生可在此脉络下，挖掘东南亚数字平台的地方性治理规则，或比较中日韩社交媒体监管的差异化逻辑，贡献于"全球-本土"中层理论建构。
第三，数字福祉（digital well-being）的政策转化研究。"保护性断开"（D4P）概念的提出，标志着Ang教授的研究从"风险识别"迈向"解决方案设计"。新加坡即将推出的《在线安全法案》为这一方向提供政策试验场。后续研究可能测量不同数字素养干预对青少年网络风险暴露的长期效应，或评估平台内置"使用时长提醒"功能的实际合规情况。此类研究要求博士生具备随机对照试验或准实验设计能力，并能与政府数据源对接，实现学术产出向政策简报的直接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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