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海外高校的在校生人数已突破七百万。这一数字比本世纪初增长了两倍有余，预计到2030年，将飙升至九百万大关。
这股留学热潮的背后，是不同于往昔的驱动力量，其中学生们对教育价值的看法已然革新。
让我们具体代入一位越南高中生的视角：她明年毕业，心仪海外大学。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她与父母朋友商讨，花大量时间上网研究院校、专业和目的地，在社交平台上与在校生和校友交流，同时听取升学指导的建议，并走访本地留学机构……很快，一份囊括潜在国家、城市、大学和专业的备选长清单便跃然纸上。
但接下来呢？如何从众多选项中做出抉择？又是什么动机，促使她最终向某一所院校递交了申请？这些问题的答案，正决定着全球留学生流动的格局。
更长的需求清单
传统上，学生们优先追求的目标是：国际与跨文化体验、外语能力的提升，以及名校文凭的 prestige。
这些目标至今仍具影响力。然而如今，它们常常要让位于对财务因素和“性价比”的考量。IDP、Etio、QS、Keystone和Studyportals的全球调查均发现，学生们最关切的问题核心围绕在生活成本、学费、奖学金、工作机会以及毕业前景——这一切，都指向了对留学可负担性与投资回报率 的高度重视。
并非这些问题才刚出现，关键在于：可负担性与投资回报率，已显著上升为影响学生选择留学国度与专业的关键因素。
在某些方面，这种对投资回报率的聚焦，正在重塑留学的价值主张。例如，它改变了学生评估教育质量的方式。IDP三月份发布的《新兴未来》调查显示，学生们正越来越多地将“教育质量”与“毕业成果”划上等号。
大学排名等其他质量指标依然重要。但IDP的结果强调，学生们正超越传统标杆，转而追问更根本的问题：“我真正能期待什么？”“我能从这段经历中获得什么？”“这对我的未来意味着什么？”
更亲民的目的地
对“可负担性”的追求，是学生们对美、英、加、澳“四大主流目的地”之外国家兴趣日益浓厚的主因。
当“四大”逐步收紧移民政策之际，其他国家——尤其是欧洲和亚洲国家——则敞开了怀抱。而恰巧，其中许多国家提供了相对低廉的求学与生活成本。
需要指出，在任一目的地内，学生个人的实际花费仍可能差异显著。某些专业更为昂贵，小城镇开销低于大都市，并且部分学生能获得接收院校、目的地国家或本国提供的奖学金及其他财政支持。但宏观比较显示，预算不同的学生面前，摆着极为宽广的选择光谱。
影响投资回报率的其他因素
学费与生活费，仅是学生评估留学投资时的一部分考量。他们同样关注奖学金的可获得性、在读期间的合法工作时长，以及毕业后能在当地工作的时间。
INTO University Partnerships的最新分析表明，除了选择院校与专业，学生毕业后的决策——例如是申请永久居留、在留学国工作几年再回国，还是毕业后立即回国——对其“赚回”海外教育成本所需时间影响巨大。
例如，一位在澳大利亚“八校联盟”名校就读的中国本科生，若选择留在澳大利亚，预计需3.5年收回学费成本；若工作几年后回国，需6年；若一毕业就回国，则需9.5年。
但对一位同样就读于该校的印度学生而言，除非毕业后永久留在澳大利亚，否则收回成本的时间要长得多。事实上，若其毕业后立即返回印度，可能需要长达18年，部分原因在于印度劳动力市场提供的薪资水平通常低于中国。
即便仅在这两个生源国与五种留学路径中，投资回报周期也已呈现出巨大差异。若将范围扩展至更多生源国与目的地，当今学生决策的复杂程度可见一斑。
INTO的模型也凸显了学生择校择业所关联的高风险。他们的决定，对其未来的经济状况与生活福祉影响深远。
价格敏感度为何攀升？
诸如贸易摩擦、地区冲突、以及全球变暖引发的干旱与洪涝等宏观经济趋势，正产生广泛的地理与财务冲击。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民众，都在感受这些全球事件的影响。通货膨胀、食品与住房成本上涨、劳动力市场瞬息万变，均在侵蚀着家庭的可支配收入。
另一关键因素在于，国际学生群体的生源结构在过去10到15年间已发生显著变化，并且这一变化仍在持续。
2010年，约四百万海外高校留学生中，近三分之一来自中国。如前所述，中国曾在此后二十年间主导了全球留学生人数的增长。
回想当时中国留学生的典型画像：他们背靠蓬勃的经济与快速膨胀的中产阶级，多为自费，学成归国后预期能获得更高的收入。
到了2024年，约七百万海外留学生中，仅14% 来自中国，另有19% 来自印度。
事实上，国际学生群体的绝大部分，现在来自于南亚、东南亚与非洲。
这其中，有更多依靠助学贷款、家庭积蓄或奖学金支持的学生。他们怀揣着截然不同的需求与期望。并且，正如相关分析所示，他们回国后的收入潜力也各不相同。因此，投资回报率的计算，必然因学生的来源地而异。
洋学历的“溢价”
影响国际学生流动的另一关键，在于学生、家庭，尤其是雇主对海外大学学位的看重程度。这种价值本身，是计算留学预期投资回报率的核心部分。
国外学历相较于国内学位的“溢价”，受多重因素影响，其权重因学生母国情况而异。例如，若学生本国的高教体系被视为质量不佳且难以提升职业前景，则洋学历的溢价自然更高。
同样，若本国高教体系容量有限，无法为增长中的经济体输送足够的专业人才，那么，人才的稀缺性便会普遍提升学位持有者——尤其是海外毕业生的竞争力。
然而，这种“溢价”并非一成不变。若海外学历持有者数量增加（削弱了稀缺性），或其本国高教质量显著提升（缩小了国内外学历的“质量差距”），则洋学历的价值便会趋于下降。
中国，或许是展现这种“洋学历溢价”如何随时间变迁的最佳当代范例。
从1990年代末至2020年代，中国高等教育体系在规模与质量上均以空前速度发展。约三十年间，毛入学率从1998年的不足10%，升至2024年的超过50%。
2024年，中国高校在校生约五千万人，规模冠绝全球。
若干年后，当我们回顾中国社会对洋学历看法的转折点时，或许会聚焦于中国人工智能企业——深度求索。
深度求索不仅开发了足以比肩顶尖生成式AI模型（如OpenAI的ChatGPT与Google的Gemini）的大语言模型，更以据称低于OpenAI成本十分之一的价格，将其高端AI产品推向市场。
这无疑使其成为近年来中国最具分量与知名度的技术突破之一。
然而，背后的故事是：深度求索团队中，几乎无人拥有海外学历。 所有团队成员均在国内完成本科教育，在团队持有的24个硕士及以上学位中，仅有两个获自海外。“这在十年前是无法想象的，”高等教育顾问、Nous Group负责人Matt Durnin评论道，“那时进入任何一家有影响力的中国科技公司，你都会遇到更多‘海归’。如今在关键行业，他们已不像过去那样受重视和受推崇了。”
这并非意味着外国大学在中国已无招生机会。事实远非如此。但这确实表明，中国学生评估洋学历价值的方式，与短短十年前相比，已截然不同。
中国的例子清晰地表明：国外学历的感知价值会随时间而改变。
最重要的是，它揭示了一个规律：任何院校或项目若想保持其“溢价”，就必须提供卓越的学生成果。
毕业出路：新的核心竞争力
提供出色的学生成果，是几乎所有院校都能够把握的机遇。与此同时，业界对“职业服务”的理解——特别是其提供时机、方式及其对学生而言的真正价值——也在经历深刻变革。各校服务范围虽有不同，但通常涵盖职业准备 workshops、面试与简历指导、职业咨询、雇主联络活动、实习安排及招聘会。
对院校而言，核心挑战在于：如何最优地在学业前、学业中及学业后，为来自全球的学生提供坚实可靠的职业服务。“一刀切”的模式无法适应国际学生背景极其多元的现实。
在九月于伦敦举行的ICEF Monitor全球峰会上，演讲者与参会者就此展开了讨论。英国全国印度学生与校友联盟主席Sanam Arora在会上强调，职业成果在学生决策考量中占据至高地位：
“70%的印度学生依据‘整体就业能力’来选择留学地。他们历来将英国或美国（尤为突出）视为开启全球职业生涯的跳板。从这个意义上说，‘接受教育’的定义已发生根本性改变。那些认识到自身使命不仅是教书育人，更要成为全球人才跳板的大学，未来才能真正胜出。”
她进一步阐述：
“在我毕业之前，我希望大学能帮助我为成功的人生做好准备。这就是我对职业服务的理解，因为事业的成功与人生的成功密不可分。有时职业服务被视为边缘或附加项，但实际上，它需要贯穿学生从入学到毕业的整个生命周期。”
更延长的职业支持窗口
职业服务过去常被视为对毕业班学生的过渡性支持。如今，这项支持的“窗口期”可能早在学生收到录取通知前就已开启。例如，院校可向申请者（甚至潜在申请者）发送实习项目信息，或提供学前课程与职业准备培训。
在伦敦大学城市圣乔治学院，职业服务从学生收到录取通知的那一刻便立即启动。获得录取的学生可能仍需数月才办理入学，但校方深知，在学生择校的关键阶段提供职业资源，能获得独特的竞争优势。
在入学前阶段提供职业支持，能精准触达学生最核心的关切，并促使他们更快做出决定。当手握多份录取通知时，学生无疑会倾向于最能清晰展示其毕业后前景的那所院校。
更重要的是，在入学前即接触职业信息的学生，更可能在踏入校园时便充满信心、准备就绪且目标明确。
职业服务亦可延伸至学业完成之后。例如，南安普顿大学为毕业生提供长达五年的职业支持。爱丁敦堡大学则更进一步，通过其职业服务与校友服务平台，为校友提供终身职业支持，内容包括在线资源与建议、职业活动、人脉拓展机会及个人咨询。
在此背景下，许多学生也对“工学结合”教育模式——如带薪实习或教学实践——给予高度评价。近年来，这已成为中学后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预计这一趋势仍将持续。
数据的困境
国际教育领域存在显著“数据缺口”，这是不争的事实。在大多数国家，院校普遍缺乏关于以下环节的充分信息：学生如何被招录；他们选择何种专业；其学业表现如何；是否如期毕业；找到专业相关工作的频率；以及对职业成果的满意程度。
这对于希望制定数据驱动型招生与学生保留策略的教育工作者构成重大挑战。但数据匮乏对学生而言问题更为严峻，因为他们正期望依据详实的数据来做出留学决策。
美国院校在此具备优势。“我们置身于数据的海洋，”Dr. Di Maria表示，“我们拥有方方面面的数据，因为美国政府要求追踪学生动态。
更准确地说，是必须报告学生的活动状况。虽不强制要求报告‘成功’与否，但在我们学校，两者都追踪。这使我能够确知，93%的毕业生在离校后六个月内成功就业和/或继续深造。我们掌握薪资数据。我们知道约60%的毕业生最终留在了实习单位工作。我们清楚75%的毕业生留在马里兰州，83%留在首都地区（华盛顿特区、马里兰州和弗吉尼亚州）。”
任何读到这些确凿数据的人，都能感受到它们对潜在学生、在校生、校友、院校、雇主及家长无与伦比的说服力。
这让我们回到了问题的起点：既然职业成果是国际学生的首要关切，那么院校理应将“成果”置于其招生策略、课程设置与学生服务的核心。收集更完善的学生成功与毕业去向数据，将极大地推动这一目标的实现……并最终，给予学生他们真正想要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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