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八月的凌晨五点，当大家正准备醒来迎接忙碌的一天时，我走在马来西亚婆罗洲（Borneo）的雨林里。在那里，树上挂着毒蛇，山蚂蝗钻进鞋子，把脚踝咬得鲜血直流。但我不在乎；我每天往最深的林子里扎，只为了看一眼当地特有的鸟类，或者在路边偶遇一只婆罗洲角蟾。
我的手机里有叫eBird的软件，里面存着一份属于我的“生命清单”。680种。这是我这些年带着望远镜，在中国、非洲、东南亚的各个角落，亲眼看见并记录下的鸟类数量。
从升学“性价比”的角度看，我花大把时间在泥泞中辨认鸭子、数麻雀，是一件极度不划算的事。但我偏偏固执地把这些写进了我的申请表。
我是Gabriel，今年即将前往康奈尔大学农业与生命科学学院就读。在这个万物皆可量化为任务清单的时代，这是一个关于我如何扔掉那份清单，选择像鸟一样飞回山林的故事。
蚀羽（Eclipse Plumage）：雄鸭在初夏繁殖结束后，全身最显眼的羽毛逐渐剥落，换上一身暗淡的“蚀羽”。初级飞羽同时脱落，让它们在数周内几乎彻底失去飞行能力。
作为一个在江苏无锡乡下长大的小孩，当我初次进入城里的小学时，首先面临的就是身份危机。我不玩电子游戏，不喜欢男孩子们热衷的对抗性体育运动，反而喜欢去草地里抓虫子，这常常把同学们吓得避之不及。我总觉得自己格格不入，甚至有些“丢脸”，也一直是大家眼里“非主流”的孩子。
其实，我从小成绩就不错，但这并没能消除我内心的边缘感。直到初中，我在科学实验室里做出了能发绿光的大肠杆菌，同学们围着我发出惊叹时，我突然尝到了甜头。我意识到，同样是生物，如果我把曾经“在泥地里抓虫子”的爱好，转化为在实验室做实验，那么我不仅不再怪异，反而能被大家接纳与崇拜。
右下角的菌落成功激发出了绿色荧光
从那以后，我顺理成章地觉得，穿着白大褂在实验室里做研究，就是我热爱的方向，也一定会是我未来的专业。
然而随着高中的推进，当我第一次面对夏校申请表时，我陷入了迷茫。我不知道该怎么描述自己，看着那些需要展示个性的空白栏，我发现自己除了成绩还不错，似乎找不到其他能定义“我是谁”的鲜活标签。
为了不让自己显得那么单调，我去尝试各种丰富人设的项目，但就像把各种风格的衣服强行穿在身上，只显得滑稽。我按照网络上升学的“任务清单”逐个打卡，内心却没有真正的秩序，成了一个极度焦虑的空心人。
G11时，我迎来了自己的“蚀羽”阶段。在巴黎，我带领的生物iGEM校队在最终展演中失利，没有拿到期望的金奖。我默默收起队徽，积攒的焦虑彻底引爆。
巴黎iGEM的失利，记录下我的坠落时刻
那段时间，再进入生物实验室时，那件曾经帮我赢来掌声的白大褂变得沉重，让我有些喘不过气。这场失利像是一次严厉的质问，让我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当初一门心思扑在生物上，究竟是因为热爱，还是仅仅贪恋它能帮我赢来群体的接纳？
我感到被一直依赖的“学术表现”背刺了，更发现自己一直不愿直面内心——那个曾经只是单纯喜欢在乡间研究动物、对生命充满好奇的小孩，已经被我弄丢了。我从未感到自己如此平庸和单薄，似乎再也没有能力飞向那个期待的未来。
换羽（Molt）：鸟类褪去旧羽、长出新羽的过程。旧羽磨损、褪色、不再足以最佳状态的飞行，于是它们主动脱落，为新羽腾出空间。这个过程消耗巨大，但每一根新生的飞羽，都在为下一次更远的振翅做准备。
把我从那场精神崩溃边缘拉回来的，是湖面上的一群鸭子。
高二寒假，一位在牛津读书的小学同学邀请我一起去江苏苏州的湿地观鸟。我们透过望远镜，数着波光粼粼的湖面上游过的各种鸭子——罗纹鸭、赤膀鸭、斑嘴鸭、凤头潜鸭，那一刻，我感受到了一种久违的宁静。
因为这片湿地，仿佛将我一把拉回了无锡乡下那个生机勃勃的童年。我仿佛又找回了那个在养着鱼虾蟹和各种果树的农场里，对生命和大自然充满好奇的孩子：他会照着野外实践画本辨认人行道旁的野花，抓草地里的短额负蝗作宠物喂黄瓜，或者在家里种蘑菇制作孢子印。我发现，重新与大自然建立起纯粹的连接，是对抗内耗最好的方式。在大自然毫无评判的包容里，我可以完全卸下防备。
家里的鱼塘让我找回了最初的坐标
但最初，面对这份重新苏醒的爱好，我的内心却充满了矛盾。我甚至有些不好意思告诉别人我在观鸟。周末跟一群四五十岁的中年人混在一起，蹲在湿地边看鸭子？这听起来极其“无用”。理智告诉我，它无关竞赛和成绩，也不会在任何一张申请表上变成抓人眼球的成就；但这往往要耗掉我一整个清晨，最终换来的不过是沾满泥土的鞋子，和一页观测记录。
于是，我一边带着功利的审视，一边却又固执地一次次走向清晨的湿地。在这种矛盾的过程中，我渐渐体会到了“无用之用”的力量——
我说不清这些观察到底有什么用处，但它们实实在在地触动了我。
飞行的鸬鹚
其实观鸟并不只是随便看看凑热闹，它的背后有着非常规范的逻辑和一个庞大而包容的社群。每当我焦虑到觉得人生要完蛋的时候，只要走进大自然，去和自然产生连接，我就会觉得：外面的世界实在太大了。相比于鸟类跨越万里的壮阔生存，我眼前那些所谓的人际关系受挫、学术竞赛“阴沟翻船”，真的只是一点点小事，根本不会影响我的人生。
大自然宽容地接纳了我，让那个一直在计算得失、被焦虑裹挟的自己，终于松了一口气。但这也是一段“旧羽脱落、新羽未生”的痛苦时期。我曾感到犹豫：那个为了维持实验室人设，穿着白大褂早八晚九的我，和清晨在湿地边数鸭子、找回了内心秩序的我，哪一个才是更真实的自己？
幸运的是，在WLSA，我找到了答案。虽然我自认是一个社交需求很小、在走廊上常常低头走路的人，但WLSA的老师们却看到了我不同的切面。
化学老师放手让我去尝试翻转课堂、当AP化学的助教，让我在向外输出知识的过程中找回了自信。而升学指导老师在申请季最难熬的日子里，给了我最多的倾听与指引。她们告诉我，我不必做残忍的单选题：在讲台上逻辑严密地做助教的我，和在湿地边踩着泥巴的我，不需要相互排斥。这两个我都是真实的，也都是无比珍贵的。
这给了我极大的勇气，让我去思考自己对大自然的这份热爱，不应该只是逃避焦虑的“避难所”，它或许也可以成为我为之深耕的学术道路。
翼镜（Speculum）：鸭科鸟类的翅膀上一块金属光泽的羽毛，折叠时看不见，但在飞行或展翅时，它会夺目地亮出来。
在婆罗洲雨林被山蚂蝗咬出血的那个暑假，当同龄人在忙着做履历时，我却依旧在做着许多毫无“效率”的事。我在凌晨四点起床，在南汇的田野里一个人走十几公里；也在晚上十一点，和鸟友在湿地公园里循着声音找繁殖季的红角鸮。
我把每一次的观测记录上传到eBird——这是一个由康奈尔大学鸟类学实验室主导的、全球最大的鸟类观测数据库。因为长期提交数据，我收到了实验室发来的一封邮件，邀请我参与“后院鸟类普查”（Great Backyard Bird Count）：在后院停留15分钟，记录看到的鸟类。
邮件中表示，我们所提交的每一份观测，都将作为真实科研样本贡献于全球鸟类研究
我突然觉得豁然开朗。我想起那个曾深陷“蚀羽期”的自己，以为所谓的生物学，就必须是穿着白大褂，在实验室里摇试管，去冲刺竞赛的金牌。但那封邮件让我明白：原来生命科学最广阔的实验室，就在这片充满泥土气息的旷野里；原来我站在自家窗口静静数着的一只麻雀，也同样是对严谨科学的致敬。
我的eBird鸟类观测记录，记录仍在继续
我不再执着于去做光鲜亮丽的项目，而是将目光投向了我脚下的深爱着的土地。我和几位志愿者一起，从高二的六月开始，每个月都在早上八点之前前往WLSA旁边的吴淞炮台湾湿地公园，进行鸟类多样性调查。我不仅熟悉了那里的每一条路，还在毕业项目（Capstone Project）中，把这片湿地公园的观测记录成功量化成了课本上的香农-威纳指数（Shannon-Wiener Index，一个综合衡量物种丰富度和分布均匀度的生态学指标，数值越高，代表该区域的生态系统越健康、越多样），作为生物多样性的参考。
WLSA旁的吴淞炮台湾湿地公园，建于曾经的抗日防线遗址与上世纪的工业滩涂之上。曾经，这片土地是抵御战火的防线；如今，它丰饶的生态成了守护我内心平静的避风港。当我拿起望远镜走入其中，静静记录下水鸟在江畔起落的轨迹时，我也成了默默“守护它”的人。原来人与自然最深切的连接，一直就在我们身边
我带着低年级的同学，在清晨大家来学校之前，完成了为期两个月的鸟撞玻璃调查。我们细致排查了新校区玻璃反光对鸟类视觉造成的潜在误导，并积极去寻找防鸟撞的贴纸方案，努力让这片我们热爱的WLSA校园的生态变得更加友好。
我在校刊上发布鸟类救助指南，让校园成为飞鸟的避风港，是我们力所能及的承诺
我还参与了上海林业局的志愿者项目，晚上在嘉定的居民区里彻夜打着手电，搜寻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貉”的踪迹，调查城市野生动物与居民的共存现状。
貉是经常隐匿于社区草丛中的动物，也是上海城市生物多样性的重要缩影
这些事情不用花钱，不会给我带来亮眼的奖状，更拿不到任何令人艳羡的头衔。但每当我在genetic analysis project（一项关于鸟类物种演化与遗传分类的课题）中构建出䴓属鸟类的进化树，或者看到我们的调查小队登上公众号封面时，我都知道，我的热爱早已超越了“让自己好受一点”的自我救赎：我在用自己力所能及的行动，不仅回馈着这片哺育了我的华东乡土，更践行着一种更大的责任：去守护我们赖以生存的广袤自然，唤醒更多人与大地的共鸣，让所有的生灵与人类在这片空间里诗意共存。
申请季，我在填写活动列表时，发现所有我真正在意的事情，都长在华东的物候土壤里、长在望远镜里、长在所有人都还没起床的清晨里，这就是我的翼镜。当未来的风吹起，当我飞向那座属于我的山时，它会迎着天光，亮出最夺目的色彩
怨念种（Nemesis Bird）：观鸟的人都有自己的“怨念种”——那种你追了很多次、每次都错过、始终没见到的鸟。
我的怨念种是水雉，一种不算罕见的夏候鸟。但我曾在江苏苏州连着去湖边蹲守了三天，晒到中暑，也依然没见到它的影子。
我的申请季，其实也像是在苦苦追寻一只“怨念种”。它并非一帆风顺：ED没有拿到，RD的等待漫长得像没有尽头。有一段时间，接二连三的“空军”让我陷入了极度的自我怀疑，我甚至不敢去查邮件。当巨大的沉没成本摆在面前，恼羞成怒是正常的，我开始一遍遍地质问自己：我是不是又选错了路？
但在自然的力量面前，任何急躁都显得微不足道。恼怒过后，我坐在湖边，那天的热气让我有些脱水，然后，我看到了一只家燕。
它很小，黑白色，在湖面上轻盈地绕圈。望着它，我突然想起以前在书里读到过的知识：眼前的这只小飞鸟，几个月前或许还在澳大利亚休养生息，此时却已经跨越万里，如约回到了这里的夏天。它们不需要精密的地图，不需要“策略”，只需要信任自己的翅膀。
在这场漫长且煎熬的申请季里，我之所以痛苦，是因为我太渴望抓住那只名叫“名校Offer”的怨念种了。因为太想得到一个好结果，我总是在回头看——反复审视自己的路径是不是出了错，甚至常常在心里穿越回2024年巴黎的黑夜，试图去抓住那个曾经失败、充满迷茫的男孩。可是，一只鸟在起飞跨越重洋时，是不会回头和反复算计的，只有不回头地往前，才是飞越低谷的唯一方法。
我决定不再回头看，也终于和自己和解了——正是那个曾经跌跌撞撞、充满迷茫与痛苦的自己，帮我一步步走到了这里。而我要做的，就是毫无保留地相信这双在华东乡土的泥泞中、在无数个日出与自然对视中长出来的翅膀。
后来，我不仅如愿拿到了康奈尔大学的录取，也在2026年的初夏，终于见到了水雉。
掠过初夏天际的一对水雉。大自然总会在你不再急于索要时，给出最美的馈赠
拿到录取信的那一刻，我深刻地感受到，这确实是一场奇妙的“双向奔赴”。当初，正是康奈尔主导的eBird平台和后院观鸟项目，让我对这所大学心生向往；而反过来，大学也同样珍视着我的热爱。
那些我在清晨和泥泞里记录下的680种鸟类数据，那些我在华东乡土上为了保护原生、野生动物而付诸的公民科学行动，其实早就在冥冥之中，成了我与这所大学最深层的连接。
我最初去观鸟、去做调查，并没有刻意去研究它的录取偏好，也没有想过将这份热爱算计成敲门砖。但在我对大自然最本能的热爱中，那些曾经看似毫无效率的点滴，最终竟汇聚成了一条清晰的航线。
在康奈尔，我将拥有大片的农场环境，可以去爬树、去徒步，去钻研那些在别的学校可能没有的鸟类学特色课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也更加明确了未来的方向：我希望从事科研与公共科普，去唤醒更多人的认知，让大家都能领略到大自然的美好，让每一点一滴的参与都化为生态研究和保护的奠基石。
回首这三年，从一个试图用成绩武装自己的空心人，到一个脚踩泥土、内心丰盈的“鸟呆子”，大自然教会我最重要的一课是：人生从来不是一张需要填满的任务清单，而是一片包容万物的旷野，我的人生容错率，也远比我以为的大得多。
你和我，其实都不必为了寻找人生的意义，拼命跑去亚马逊雨林或者马赛马拉。只需要看看窗外——家燕每年都会回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