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大学发言人表示，由于特朗普政府削减近30亿美元的哈佛大学经费，哈佛大学校长艾伦·加伯（Alan M. Garber）将在2026财年自愿减薪 25%（2026财年将于7月开始）。
据发言人称，加伯已将其决定告知哈佛大学其他高层领导，其中几位成员也已自愿削减开支。目前尚不清楚其他管理人员承诺的削减幅度有多大。虽然加伯2025财年的薪酬尚未公布，但哈佛大学历任校长的年薪通常高达100万美元以上——这意味着减薪25%就可能达到六位数。
尽管在数十亿美元的削减中，加伯的减薪很大程度上只是象征性的，但它却是一种姿态，旨在分担迄今为止对教职员工造成最沉重的财务压力。目前，哈佛大学已经采取了一系列削减成本的措施，准备应对数月甚至数年的财务压力：
-今年3月，哈佛大学暂停了教职员工的招聘，指示各学院控制可自由支配的支出，重新评估资本项目，并停止新的多年期项目承诺。
-4月，哈佛大学告知员工，在2026财年，将不会为教职员工和非工会员工提供绩效工资加薪。
-上周四，超过100名哈佛大学研究人员收到了联邦政府资助研究项目的终止通知，因为哈佛大学大部分联邦拨款的大幅削减开始在大学各个实验室生效，数十名研究人员收到解雇通知...
因为美国大学一直处于一种特殊的张力中：接受联邦资金，却声称独立运营。
美国大学，尤其是常春藤盟校虽然拥有庞大的捐赠基金，但其年度科研运作高度依赖联邦资金。这使得美国高等教育的治理结构既脆弱又多样，一旦政府改变拨款逻辑（从“学术优先”到“意识形态优先”），整个体系便陷入不稳定。
而这一切，都源于今年春天来自特朗普政府和哈佛大学之间（并扩散至整个美国高等教育圈）的一场争端——
哈佛危机始末：从资金冻结到学术“政审”
2025年春，美国教育史上罕见的一幕上演：美国联邦政府以“涉嫌种族歧视、反犹主义和校园安全隐患”为由，冻结了哈佛大学超过22亿美元的联邦研究拨款，终止6000万美元与卫生与公众服务部的科研合同，并于5月正式通知要求学校进行整改，尤其是限制“反以色列”、“亲巴勒斯坦”抗议、改革DEI（多样性、公平、包容）项目。
哈佛予以拒绝，并选择提起联邦诉讼。这一事件迅速升级为全国性争议，触发美国大学对其宪法权利、资金依赖与学术使命的重新反思。
因为特朗普政府近年频繁将大学视作“进步主义堡垒”与“意识形态加工厂”，尤其对DEI项目、反殖民主义课程和激进学生组织深感不满。因为在美国保守派视角中，这些内容助长“反美”、“亲巴”、“排犹”情绪，偏离“中立性”与“学术公正”。
而对哈佛等高校而言，DEI已不仅是自身的道义责任，更是学术使命的一部分——它保障了多元观点的合法进入，尤其在历史上被边缘化的群体（如亚裔、非裔、LGBTQ+）中具有象征与实质意义。
因此，双方的碰撞，不仅是技术性的“拨款争议”，而是关于“美国大学应服务谁”的根本理念冲突。它是近十年来美国政治极化、教育去全球化与保守主义回潮的必然结果。特朗普政府的干预不仅意在限制某一所高校的自由，更意图重塑整个美国大学体系的价值基础和治理逻辑。
哈佛在诉讼中强调，联邦政府对其实施“条件性拨款”违反了《第一修正案》中的言论自由与机构自治权。而特朗普政府的立场也不无法律依据——《1964年民权法案》第六章确实授权政府终止对涉嫌“种族歧视”的机构的拨款。问题在于何为“种族歧视”？是否因未取缔“反以色列”抗议活动、未改革招生标准就等于系统性歧视？
实际上，这场诉讼的核心已经不是哈佛的具体行为是否合规了，而是“政府能否以拨款为杠杆，强制高校调整其教学与言论结构”。
拨款风暴的“全国连锁反应”
虽然哈佛因其象征意义和社会影响力成为这场争端的焦点，但实际上，这场“风暴”早已不再局限于哈佛。整个美国高等教育体系，尤其是接受联邦资助的美国大学，已经开始调整政策、收缩言论空间、重新评估与政治相关的内容风险。
在哈佛遭受拨款冻结之后，许多学校立即启动了“政策对标”机制，企图通过模仿“安全合规”的言行标准来避开潜在政治风险。
例如，哥伦比亚大学最初因未能有效应对校园反犹抗议而面临联邦政府的资金冻结威胁。在2025年3月，学校宣布了一系列政策调整，包括限制抗议活动和审查中东研究项目。
例如，宾夕法尼亚大学在被联邦政府宣布将撤回1.75亿美元的联邦资金后，学校对DEI项目进行了调整，包括删除相关网站内容和职位头衔中的DEI字样，以回应政府要求。
据美国《高等教育纪事报》统计，全美有近两百所高校从其网站上删除了被特朗普认为“有害、不道德”的“多样性、公平性和包容性”（DEI）政策内容，关闭了校内的DEI办公室，或者取消了相关活动。
这类做法虽不公开宣称是“受哈佛事件影响”，但其背后逻辑高度一致：政府对拨款机构实施间接控制，学校以财政安全优先，转而施加内部收紧，从而形成实质性“寒蝉效应”。
在这个过程中，真正的风险实际是并不是哪个课程被取消、哪个抗议被解散，而是整个教育系统对外部权力的不对称服从正在成为一种“治理常态”。如果这种趋势持续，下一代国际学生与学者或许将不再把美国视为“学术自由的灯塔”，而只看到它在危机中的退守与妥协。
国际学生：夹缝中的“学术旅人”
而在此次大学与联邦政府的对抗中，国际学生成为极其脆弱的一环。他们不但面临签证、就业与资助政策不确定性，更暴露在日益激化的文化政治冲突与学术自由紧缩的风险之中。
联邦资助冻结的“次生影响”
哈佛因资金冻结、拨款终止，多个涉及国际合作的实验室项目被迫停摆，部分国际博士生、博士后遭遇合约暂停，或直接失去资金来源。
对多数国际学生而言，进入常春藤名校的意义不只在学历本身，而在于能借助其科研平台与项目资金，参与前沿课题并获取未来就业通道。一旦联邦资助动荡成为“常态风险”，美国的“学术吸引力”将迅速减弱。
签证与移民政策的不确定性扩大
特朗普团队在第一任期便以“国家安全”为由对国际学者施加多项限制，包括STEM领域签证审查趋严、OPT与H1B审核标准抬高、特定国家如中国的F/J签证暂停等。
而自特朗普今年一月上任以来，已有1000多名国际学生/应届毕业生被吊销签证或终止身份——一些备受瞩目的案件指控学生支持恐怖组织，而其他案件则涉及相对较轻的罪行，例如多年前的轻罪。签证撤销将终止学生在美国的合法身份，迫使他们放弃学业。
学术氛围的紧张与“话语自审”
国际学生在课堂和学术发表中也面临日益紧张的氛围。例如，关于巴以冲突、中国议题、殖民历史等敏感主题的讨论，已从“学术视角”转变为“政治战场”。
许多学生担心发表观点会引发举报、调查或被贴上标签，尤其在签证依赖校方支持的情境下，“话语自我审查”成为普遍现象。这对“自由探索”这一美国高教核心理念构成直接冲击。
可能存在的“去精英化”路径选择
“去精英化”并不意味着彻底留美，而是对精英高校路径的理性回撤。在哈佛引发全国性关注的当下，一批高潜力的国际申请者正在重新评估自己原先以“藤校梦”为导向的升学策略。
传统印象中，美国常春藤及其顶尖研究型大学是“高投入、高回报”的代名词，然而，当前的政治语境下，越来越多的家庭和学生开始有意识地规避高曝光、高争议的项目，转而选择政策稳定、风险可控、性价比更高的替代方案。
这种“去精英化”并非能力不足，而是出于对教育回报率与社会稳定性的综合考量。换句话说，未来高潜力国际学生的路线图，可能会从“抢入藤校”变为“避开漩涡”。
这场危机，不仅检验了哈佛的韧性，也在测试美国大学能否在风暴中坚持其核心使命：自由探索、公共责任与全球连接。当学术殿堂沦为政治战场，我们还能信任谁去推动社会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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