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一部名为《垃圾围城》的纪录片吸引了不少关注，主创团队跑遍北京周边的460座垃圾场，影片画面中垃圾堆得比城墙还高，像给首都围上了一圈“现代臭气防线”，令人窒息。
从那之后，垃圾填埋成了全民避之不及的高频词，象征着城市污染与监管失灵的噩梦，也成了中国式环保讨论里最吓人的反面教材。
可谁能想到，时间一晃十五年，剧情居然迎来了反转：一个看起来非常抽象的词条，这几天频频出现在各大媒体的头条位置——
中国的垃圾，不够烧了。
时间倒回到2010年前后，彼时中国的城市正面临一场被称为“垃圾围城”的危机。那时的北京，每天要处理超过1.84万吨生活垃圾，光是填埋就需要十多个大型填埋场日夜运转。而这些填埋场的命运却不尽相同：
昌平的阿苏卫填埋场提前“退休”；
大兴黄村的老旧填埋场接近饱和；
海淀区甚至不得不将部分垃圾跨区运输，寻找“新家”。
按照当时的增速趋势，有网友调侃：如果不改变垃圾处理方式，最多四五年，京爷就得把寸土寸金的地儿，让给垃圾住了。而诸如上海、广州、深圳这样其他的大城市不出意料也会面临相同的命运——居民还没搬走，垃圾已经把地盘圈完了。
这不是一句夸张的环保口号，而是当时城市运行面临的切实威胁。
但就在“填不下”的焦虑逼近临界点时，垃圾焚烧发电，以一种看上去“环保又高效”的方式，被推上政策舞台。
相比于填埋，焚烧不仅能在极大程度上减少垃圾体积（减量率可达85%-95%）；还能回收热能，发电上网；更关键的是——节省宝贵的土地资源。
一座日处理能力为3000吨的焚烧厂，理论上可以服务一个千万人口级别的城市，而只需要占地数十亩地。用工业手段“消灭”垃圾，成为政策制定者眼中“技术含量高、经济性好、减排效果明显”的优选。
但很多人对垃圾焚烧的印象还停留在“黑烟滚滚、臭气熏天”阶段。实际上，今天的垃圾焚烧厂，早已是一套高度封闭、高度自动化、高度精密的工业系统。
现代焚烧厂一般采用“炉排炉”工艺，垃圾经焚烧后释放热能加热锅炉水，产生蒸汽推动汽轮机发电，尾气经过多级净化设备处理，包括脱酸、除尘、脱硝、活性炭吸附等步骤，确保有害气体排放达标。飞灰则作为危险废物收集处理，部分可用于建材制品。
在环保标准日趋严格的背景下，新建焚烧厂基本都采用“烟气排放优于欧盟标准”的设计目标，有的甚至引入AI智能监控系统，精准控制燃烧效率和排放参数。
换句话说：它不再是“焚烧炉”，更像是一台庞大的“城市胃部解码器”。
垃圾焚烧之所以在过去十余年里爆发式增长，除了技术进步，更关键的是政策支持和补贴机制的双重驱动。
2012年，国家发改委发布《关于完善垃圾焚烧发电价格政策的通知》，明确垃圾焚烧电价为0.65元/千瓦时（后根据地区调整为0.6元/千瓦时左右），显著高于常规火电价格。
此外，地方政府层面也出台了一系列财政补贴政策，支持焚烧厂建设：比如建设期内给予一次性补贴；运营期内按垃圾处理量给予“按吨补”；部分地区还与碳交易市场挂钩，给予减排收益。
于是，从2011年开始，垃圾焚烧厂迎来了黄金十年：截至2023年底，全国已有超过900座生活垃圾焚烧厂，总日处理能力达到110万吨；焚烧占城市垃圾处理比例提升至近70%，一线城市超过85%；焚烧发电企业如瀚蓝环境、绿色动力、中环环保等也借此成长为环保产业中的“核心资产”。
从“垃圾围城”到“垃圾焚烧年发电量超600亿度”，短短十年，垃圾不再是城市治理的包袱，反而成了资本市场追逐的“硬通货”。
当垃圾焚烧厂遍地开花、产业红利愈发明亮的时候，一个没人愿意提的问题悄然浮现：
垃圾，开始不够用了。
据《财新》报道，多地焚烧厂目前实际开工率不到设计能力的70%，部分中小焚烧厂甚至长期低于50%，在“半饥饿”状态下运行。具体表现包括：
“考古式焚烧”：一些城市从已封场的垃圾填埋场中“挖垃圾”，重新焚烧；
“垃圾进口”：如江苏从安徽、浙江从江西调运生活垃圾，补充处理线；
“空转亏损”：部分PPP模式下的焚烧项目收入难以覆盖运营成本，企业承压……
而问题的源头，归根结底是产能远大于实际垃圾供给。这并不难理解：一方面城市垃圾量的确趋于稳定甚至下降；另一方面大量焚烧项目按“峰值测算+财政推动”批建，缺乏真实可持续的垃圾供应评估机制。
政策驱动、补贴诱导、地方政绩、资本逐利共同推动的，是一条高度理性却目标错配的发展路径。
原本用来对抗“垃圾围城”的利器，开始在垃圾不够的时候互相争抢“燃料”。焚烧厂从“消化系统”变成“产能陷阱”，是一种颇具讽刺意味的反转。
当然，这场危机也非全然坏事。一些焚烧企业正在通过技术出口、项目外包等方式“走出去”。
中国的垃圾焚烧技术，在世界范围内已具备一定竞争力，尤其在炉排炉控制系统、烟气净化、高浓飞灰处理等领域，逐步与日德等国形成差异化。
近年来，已有多家环保企业在东南亚、中东、南美市场承接项目，形成“技术+运营”一体化输出：2023年，中国企业在菲律宾承建的大马尼拉垃圾焚烧项目已开工；迪拜、开罗等地也在与中方接洽大型焚烧电站项目；一些企业还将控制系统出口至欧美进行设备替换，利润率远高于国内市场。
垃圾不够烧的同时，也倒逼中国焚烧企业由“规模战”转向“技术战”、“内卷战”转向“外卷战”。
这场关于垃圾的悖论，揭示的不只是一个行业的“产能错配”，它也反映了当下环保、能源与城市管理之间日益复杂的耦合关系。
垃圾焚烧厂的未来，不止于“更环保地烧掉垃圾”，而在于如何将其真正纳入循环经济与绿色科技体系中：
例如，飞灰资源化利用，减少危险废物输出；
例如，结合厨余厌氧发酵系统实现“生物—热能耦合”处理；
再如，基于大数据分析实现垃圾产生、回收、处理全过程的动态调度优化……
这些课题，正是当前新能源、环保工程、化学材料、生物科学等学科交叉研究的重点方向。如果你对“如何从一个垃圾桶走向真正科研”感兴趣，那么下面这些科研项目不容错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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