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两点，实验室的灯依然亮着。电脑屏幕前，研二的一名学生揉了揉酸胀的眼睛，第N次修改导师临时要求的论文图表。他的打卡记录显示，过去一个月，他的日均工作时长超过12小时，没有周末，没有加班费，甚至没有一句明确的“辛苦了”。
“导师说这是学术训练的必经之路。”他遭遇并非孤例。在近期乌鲁木齐召开的“工商业与人权的理论和实践”学术研讨会上，西南政法大学张教授一针见血：“当剥削被包装成‘培养’，实质是权力不对等下的资源掠夺。”
在高校和科研机构，研究生、博士生甚至部分青年教师，长期处于一种隐形的剥削体系中：超时工作、无偿劳动、成果被占有、精神高压……然而，这些现象往往被“学术理想”“科研训练”等话语合理化，成为默认的“行业规则”。
今天，我们就来拆解这套“合理化"话术，看看实验室里的免费劳动力是如何被系统性地包装成“理所当然”的。
01、“自愿”的陷阱：当剥削披上理想的外衣
（1）“做科研就要吃苦”的神话
在学术圈，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叙事：“真正的科研人必须全身心投入，996是福报，007是常态。”导师们常以“我当年也是这么过来的”来合理化高强度工作，而学生则被灌输“不吃苦怎么出成果”的思维。
但问题在于：“吃苦”不等于“被剥削”。真正的科研训练应包括思维培养、方法学习，而非单纯的体力劳动（如报账、取快递、帮导师带孩子）。2021年，《Nature》针对全球3,200名博士生的调查显示，76%的人每周工作超过50小时，但近半数认为自己的劳动未被合理回报。
2025年6月发布的《导师压榨经济学》研究报告揭示：65%的硕士生周工作时长超法定标准，其中生物化学领域高达82%。更触目惊心的是，83%参与完成的专利以导师为第一申请人。
这种剥削通过三重异化完成：
①时间异化：某985高校实施“打卡坐班制”，文科生被要求每天实验室“坐满”10小时；
②智力异化：博士生的课题被迫转向导师承接的横向项目，学术兴趣让位于商业需求；
③成果异化：论文署名遵循“导师永远通讯+师兄师姐优先”的潜规则。
（2）“为你好”的话术
“多干活是锻炼你”，“现在辛苦点，以后简历好看”——这些话术将剥削包装成“投资”。
但现实是：许多“额外工作”与学生的研究方向无关。某985高校博士生匿名爆料，导师让他连续半年整理无关项目的发票，理由是“培养细心”。
（3）“情怀税” ——用理想主义掩盖劳动力再生产
导师最爱在组会说：“我们搞科研不是为了钱。”但转头就会在群里发：“学校财务说劳务费超过800要交税，大家体谅一下。”——原来情怀税的税率是20%，而且只收学生。
更魔幻的是，当你质疑“为什么我的补贴比食堂阿姨还少”时，会有人语重心长：“你总不能和阿姨比吧？她可是有编制的。”那一刻，你终于懂了：在学术金字塔里，编制是比IF值更硬的通货。
02系统的合谋：谁在维持这套规则？
（1）导师的“权力垄断”
在实验室“小王国”里，导师掌握着绝对权力：毕业签字、推荐信、科研资源分配。学生不敢反抗，因为反抗成本太高——轻则被冷落，重则延毕。2022年，华中某高校一名硕士生因拒绝帮导师做横向项目被威胁“别想毕业”，最终选择退学。
（2）学校的态度
高校的考核体系加剧了问题。学校看重论文数量和项目经费，导师为了达标，自然将压力转嫁给学生。而学生投诉机制形同虚设：多数高校的“师德委员会”由教授组成，难以中立。
更讽刺的是，研究生补助常年低于最低工资。2023年，某Top 10高校的博士生每月津贴仅3,000元，而当地最低工资标准为2,480元。校方的解释是：“科研津贴不是工资，是培养支持。”
(3)师兄的“时间复利”陷阱
实验室的层级像俄罗斯套娃：博后压榨博士，博士压榨硕士，硕士压榨本科生，本科生……只能压榨那只永远洗不干净的研钵。
最惨的是“传承式剥削”——师兄A当年被师兄B压榨，如今他成了B的“学术代理人”。“我当年可是徒手包过500个胶的！”A拍着肩膀对你说，语气像在传授葵花宝典，而不是告诉你：他当年包的500个胶，有300个现在还在-20℃冰箱里当文物。
（4）同辈的“内卷”合理化
“别人能熬，你为什么不能？”——这种氛围让学生自我PUA。某匿名论坛上，一名博士生写道：“看到同门通宵做实验，我也不敢早走，怕被说不努力。”当剥削成为常态，拒绝剥削反而成了罪过。
03反抗的可能：如何打破沉默？
（1）识别“有毒”实验室的预警信号
①导师常把“学术理想”挂在嘴边，却从不提劳动报酬；
②实验室文化强调“感恩”，反对谈权利；
③高年级学生默认“熬出头就好”，但无人真的熬出头。
（2）用法律和制度武器
①《劳动合同法》：如果参与导师公司的项目，可主张劳动关系（已有胜诉案例）；
②高校投诉渠道：教育部明确禁止导师让学生承担无关劳务（2020年《研究生导师指导行为准则》）；
③学术共同体曝光：Nature、Science等期刊近年增设“学术不端”举报机制。
（3）建立互助网络
像国内开始出现匿名文档记录导师压榨行为。集体发声比个体抗争更有效。
（4）发明“学术分摊”概念
当导师说“这个实验很简单”时，立刻追问：“请问这个‘简单’的实验，占我毕业课题工时的公摊面积是多少？是否需要我签署《学术物业协议》？”用魔法打败魔法，用官僚主义对抗官僚主义。
结语：贵州新条例中“尽职免责”条款的深意值得思考——它明确科研人员“履行勤勉尽责义务仍不能完成高风险项目的，予以免责”。这条款像一把钥匙，解开的不仅是创新枷锁，更是对学术成功学的祛魅。
当我们看到浙江“科技副总”带着研究生深入企业车间，当白马湖实验室的股权证书出现在年轻研究员的抽屉里，当区块链存证使一篇论文的贡献度如水晶般透明——学术剥削的堡垒正在新一代科研人的觉醒中松动。
乌鲁木齐研讨会上，那句被掌声淹没的宣言或许预示未来：“实验室不是封建领地，知识生产拒绝血汗工厂！”学术不该是血汗工厂。科研需要热情，但热情不该被滥用。当我们把“免费劳动力”视为常态时，伤害的不仅是学生，更是整个学术生态——当年轻人因压榨逃离科研，最终埋单的是整个社会的创新能力。
下次听到“做科研就要吃苦”时，不妨反问一句：“为什么我们不能既要热爱，也要公平？ ”
你在实验室遇到过隐形剥削吗？欢迎在评论区匿名分享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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