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天,美国高校再次成为舆论与政策风暴的中心:哥伦比亚大学已与特朗普政府达成一项和解协议——支付约2.2亿美元,以恢复超过10亿美元 的联邦科研资金并接受独立监督,内容涵盖招生政策、校园反犹工作、教职招聘等领域。
与此同时,哈佛大学正面临高达5亿美元的潜在罚款,成为下一阶段政府风暴的重中之重。这种以前所未有的强势姿态,正在推动更多顶尖高校进入“合规谈判”或法律维权状态... 与此同时,还有许多高校校长被迫在国会听证和捐赠者之间艰难抉择。
然而,就在喧嚣与风暴之中,有一所常春藤盟校格外“安静”——达特茅斯学院。无高调抵制,无政策对抗,无大额赔偿,无被点名批评,正如《纽约客》近日一篇报道所形容,达特茅斯正悄然成为“常春藤的瑞士”。在矛盾激化的现在,也可以优雅地隐藏自己。
从风暴中抽身:达特茅斯如何“躺赢”?
在多场看似“无校幸免”的风暴中,达特茅斯学院却意外实现“逆势上升”——不仅安然避过了最猛烈的政治攻击和捐赠危机,而且还能在招生、捐赠和公众声誉方面悄然收获红利?
校长有意识地“去中心化政治”
在Sian Leah Beilock就任达特茅斯第19任校长后,展现出出人意料的“冷静理性”——她在多个公开讲话中强调“学术自由与责任并重”、“领导者要理解公众情绪并作出清晰表达”,并在关键节点对校园言论保持适当引导。
New Yorker指出,Beilock校长有意识地推动达特茅斯“去中心化政治”,把重点放在“校园内部治理”和“学生学术体验”上,弱化对全国性议题的参与度。这种“低调”和“脱钩”,让达特茅斯看似退出了社会舆论的主舞台,实则是将风险最小化的精明操作。
在处理抗议、学生请愿和校园分歧时,学校没有像宾大或哥大那样任由抗议活动蔓延,也没有采取高压清场策略,而是通过提前沟通、设立表达平台、引导理性对话等方式降低事态升级可能。
张弛有度的中立:不是回避,而是布局
比如在校园抗议爆发初期,学校就由校方发出声明支持学生合法抗议权利,并设置“安全边界”防止事态升级。这一策略既表明了尊重学生表达,也避免了警力介入导致的进一步激化。
在面对外界施压要求学校“谴责”某一立场时,达特茅斯坚持不为热点事件定调,而是重申“大学应当是复杂对话发生之地”。校长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甚至强调:“如果我们的学生不能在大学中学习如何与持不同观点者对话,那社会还指望他们在哪儿学?”
再看财政层面,达特茅斯也在有意构建“稳健现金流”,减少对“极端立场金主”的依赖。像哈佛、宾大之所以陷入捐赠人风暴,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金主”公开施压要求学校清晰表态。而达特茅斯对校友与捐赠人的管理更加分散,并未出现一两位超大影响力的捐赠人主导校方议程,校方也从未因捐赠压力而“被迫站边”。
不是所有学校都能“中立”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达特茅斯能“中立”,而其他名校却不行?
达特茅斯的“特殊体质”
首先,这与达特茅斯的规模与定位密切相关。作为常春藤中规模最小、最偏重本科教学的学校,达特茅斯不像哈佛、哥大那样深陷全球外交政策、人权话语的旋涡中。它没有那么多“政治符号”,也没有在公众语境中被预设“必须发声”的道义责任。
其次,达特茅斯校内的政治生态较为温和,既有自由主义倾向的教授,也有保守背景的校友,但从整体上看,达特茅斯社区对“理性对话”文化的坚持远超激进化倾向。这一点,使得它校内外的舆论压力较轻,容易形成共识。
此外,达特茅斯没有法学院和超大型医学院这类在国家公共政策中承担引领作用的学术部门,也就降低了成为“政治斗争代言人”的概率。“体量小+曝光低+社区稳定”,反而成为它在动荡中保持稳定的护城河。
达特茅斯能一直“独善其身”吗?
尽管达特茅斯在这轮政治风暴中展现出一种“隐身的智慧”,但这种策略并非没有代价。
或许可以暂避风头,但未必长期有效
首先,其所谓“中立”的姿态本身就在校园内部引发争议。校长Sian Beilock因拒绝联名反对特朗普政府政策、启用保守派背景高管等决策,引发数千名校友和学生联名抗议。学生报甚至直接批评她“让达特茅斯蒙羞”。
其次,像哥大、哈佛等大学的外部高压往往不是“低调”就能回避的。对于如哈佛、哥大、斯坦福等体量大、角色多、国际曝光高的学校来说,保持“政治中立”远比想象中困难。而达特茅斯之所以暂时安全,很大程度上也源于其在科研经费依赖、国际影响力和学科布局上的“结构性低敏感”。
并且,达特茅斯的“特殊体质”本身也未必牢固。一旦政治高压从研究院扩展到本科教育、学生签证、甚至高校治理本身,它的“隐形优势”可能将迅速失效。同时,过度回避公共议题的立场,可能在自由派师生与国际同行中损害其声誉与价值观形象。
达特茅斯的“避风”策略在当下美国高等教育风暴中看似行之有效,但它究竟是一种真正的制度性优势,还是一种“形势使然”的短期应对?仍有待时间验证。在联邦政府对大学治理、学术自由和科研拨款的介入不断深化的大背景下,任何高校都难以永远置身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