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年前的今天，2017 年 5 月 14 日的上午，巴黎的天空还带着初夏的凉意。年轻的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和夫人布丽吉特并肩走进爱丽舍宫，那是一幅经典的交接画面。此刻的法国社会弥漫着期待：这位39岁的新总统，会给这个国家带来怎样的改变？
几个月后，在索邦大学的大礼堂里，马克龙发表了一篇被反复引用的演讲。在那场长达一个多小时的欧洲政策演说中，他说出了那句著名的话：
« Nous devons créer des universités européennes, un réseau où les étudiants pourront circuler librement, apprendre et bâtir l’avenir de l’Europe. »“我们必须创建欧洲大学，一个网络，让学生们可以自由流动、学习，并共同建设欧洲的未来。”
在那一刻，法国大学的改革似乎被赋予了一种新的使命感：不只是为了国内的竞争，而是要在世界高等教育的舞台上，扮演一流的角色。
事实上，一切并非始于 2017，法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号角，在马克龙之前早已吹响。
- 2007 年，萨科齐政府推动LRU 法案，大学校长首次掌握了实权，预算和人事不再完全受制于教育部。这是法国大学“自主化”的开端。
- 2010–2011 年，法国推出卓越计划（IdEx），政府豪掷数十亿欧元，要在国际舞台上打造几所“世界级大学”。波尔多、斯特拉斯堡、巴黎科学与文学联盟（PSL）等率先入选。
- 2013 年，奥朗德政府的Fioraso 法案强制各地高校组成COMUE，合并浪潮随之展开。艾克斯-马赛、波尔多、格勒诺布尔，接连出现“大校”。
这些年，法国大学经历了合并、重组、联盟，甚至学生抗议，但目标始终清晰：让法国的大学，不再在世界排名和科研声望上“掉队”。
再回头看这八年，真的是百年巨变的年代。英国完成脱欧，欧洲格局震荡；新冠疫情让全球教育体系按下暂停键；俄乌战争持续重塑地缘政治；经济危机与通货膨胀则考验着各国财政。法国的大学改革，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推进的。能保持连续性，本身就并不容易。
在这不平静的八年，法国的教改又迈出怎样的步伐呢？
2017 年，IdEx 第一轮评估完成，几所项目被终止，但巴黎、波尔多、斯特拉斯堡挺过了考验。与此同时，政府确立了EPE（实验性公共机构）的法律框架。
2019–2020 年，成效显现：
- Paris Sciences et Lettres（PSL）首次进入 QS 世界前 50。
- Université Paris-Saclay在《上海排名》中一举跻身全球前 15，在数学、物理等学科甚至进入前五。
- Université Grenoble Alpes也借合并和 IdEx 支持，进入国际百强。
2021 年之后，欧洲大学联盟（European Universities Initiative）逐渐成型，法国有 40 多所高校参与，数量居欧洲前列。这意味着法国大学改革不只是国家战略，而是被纳入欧盟的大棋局。
2024–2025 年，又一轮结构性调整发生：
- Université de Franche-Comté改名为Université Marie-et-Louis-Pasteur，以“巴斯德”之名打造新品牌。
- Université de Toulouse升级为 EPE，成为覆盖西南大片地区的超级大学。
- 蒙彼利埃三大、尼姆大学、圣艾蒂安大学、布列塔尼大学等，也相继转为 EPE。
- 与此同时，COMUE 模式逐步退出历史舞台。
八年下来，法国大学的地图，已经与 2017 年时截然不同。如果说 2017 年的法国大学，还在为“如何在国际舞台上被看到”而焦虑，那么 2025 年的它们，至少已经拥有了几张能拿得出手的名片。
在排名上，2017 年时，法国高校普遍徘徊在百名之外。巴黎综合理工（École Polytechnique）是少数还能进入前 60 的学校，而巴黎六大（UPMC，后来并入索邦大学）也只是勉强在世界前 150。八年过去，局面明显改观：PSL 已经稳定在 QS 前 30，巴黎萨克雷也跻身世界前 70，索邦大学、格勒诺布尔、斯特拉斯堡则稳居百强到一百五十之间。法国终于有了在榜单上“亮眼”的几所大学。相比八年前，整体向上了一档。
在留学生规模与吸引力上，2017 年法国接收的国际学生大约是 32 万人，如今已突破 43 万，增幅接近三分之一，位居世界第六，仅次于美英澳加德。中国学生依旧是最大群体，但近年来非洲和欧洲邻国的比例显著上升。奖学金政策、英语授课项目与低学费，仍是法国吸引力的重要支撑。
在科研成果上，八年前法国依旧依赖传统强项——数学、物理和基础科学，虽然底子厚，却缺乏新的国际突破。到 2025 年，巴黎萨克雷的数学位列全球第一，物理学科进入前五，格勒诺布尔的材料科学与信息学也跻身欧洲前列。法国学者继续活跃在诺贝尔奖、菲尔兹奖的榜单上，科研“尖峰”依旧坚挺。法国当然难以与中美的科研体量相比，但在欧盟科研框架的放大效应下，它稳固了几个关键领域的全球话语权。
然而，说到八年的成绩，也不能回避它的局限。法国大学再怎么努力，也始终摆脱不了一些“结构性的掣肘”。
首先是体量问题。法国的人口和财政总量注定无法与中美相比，更直接的差距在于科研投资的规模与集中度。美国的顶尖大学动辄掌握数十亿美元的校友基金，中国的“双一流”计划可以一声令下，把资源火力集中投向少数几所学校。而法国的高教体系，长期坚持低学费与均衡支持，财政的蛋糕有限，还要尽量切得平均。结果是，它很难在全球造就几所“超级巨头大学”，更多的是维持一个稳固的中坚梯队。
其次是制度问题。法国的教育治理天生是“分权与多元”的：大学有法定的自主权，科研院所（CNRS、Inserm 等）自成体系，Grandes Écoles 和综合大学平行存在。资源分散，竞争与协作并存，国家难以像中国那样“一锤定音”，把顶尖师资和资金一股脑投向一两所旗舰学校。这种模式的好处是整体均衡，坏处则是缺少那种“集中突破”的爆发力。
最后是文化差异。法国高教深受人文与共和传统影响，它强调知识的公共性，抗拒过度市场化；法语世界坚持“文化例外”，既参与全球体系，又对英语的主导保持警惕。在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大学是企业化的竞争者；在法国，大学依旧是共和国的公共机构。这让法国高校在国际排名和品牌营销上常常显得格格不入，但也保留了另一种教育价值观。
所以说，小马这八年，单从高等教育改革来看，确实做了不少事：大学合并有了规模，排名有所提升，国际学生数量稳步增长，科研也在某些领域保持了声望。只是如果把视野放到更大的世界范围里，这些动作看上去又显得微小，似乎法国依旧停留在“原地踏步”。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它无所作为。恰恰相反，法国在高教领域持续的努力，让它在欧洲乃至全球教育格局中扮演着一种独特的角色。它没有办法像美国那样靠体量碾压，也不像中国那样集中力量攻坚，但它凭借欧盟平台放大了自身影响力，用一种缓慢而稳定的方式，守住了教育的公共性与多样性。
古人说“有教无类”，孔子两千多年前就把教育的普惠性写入理想。而在西方，孔多塞在《全民教育五个纲要》中也断言：“让所有人都能拥有满足自身需要、保障幸福、了解并行使权利的手段。”中西先贤跨越时空传递出的共识，正是教育最朴素也最恒久的信念。法国大学的坚持，让人看到这份理想仍有人践行，仍能办好学，教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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