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英国政府正式确认：英国将从2027/28学年起，重新加入欧盟 Erasmus+ 学生交流项目。这是英国在脱欧之后，首次回归欧盟最核心、也最具象征意义的教育合作机制之一。
Erasmus+ 是欧盟运行多年的跨国教育与青年流动项目，覆盖大学生交换、职业培训、青年项目和教育合作网络。在脱欧之前，英国一直是 Erasmus 体系中的重要参与国，每年都有大量英国学生前往欧洲学习，同时也接收来自欧盟国家的交换生。2020年英国正式脱欧后，由于未能与欧盟达成继续参与的协议，英国退出了该项目，并以本国的 Turing Scheme 作为替代。
此次重返 Erasmus，并非象征性动作。根据已披露的信息，英国将为重新加入支付约 5.7 亿英镑的费用，相关安排已引发国内政治讨论。协议初步覆盖 2027/28 学年，后续是否长期参与，还需在欧盟下一阶段 Erasmus 总框架下继续谈判。
英国媒体们如何评论这条消息还不甚清楚，但在中文媒体上，它很快被翻译成了另一个问题：
中国留学生在英国的“黄金时代”，是不是要结束了？
如果把英国重返 Erasmus 这件事简单理解为“多接收一些欧洲学生”，那几乎一定会误判它的真实动机。对英国而言，Erasmus 从来不只是一个学生交换项目，而是一套深度嵌入欧洲高等教育体系的制度性安排。
在脱欧之前，Erasmus 是英国高校与欧洲大陆保持高频联系的重要渠道。它不仅承载着学生的短期流动，也支撑着长期的院校合作、课程对接和青年培养网络。英国退出这一体系之后，最先受到冲击的，并不是大学财政，而是英国学生本身。英国学生前往欧洲学习和实习的制度性路径骤然变少，许多原本成熟运作的合作项目被迫中断，英国高校在欧洲教育网络中的“存在感”明显下降。
这种变化在英国国内形成了清晰的代际问题。脱欧的决策并非由年轻人主导，但其后果却集中落在了年轻一代身上。无论是学习机会、跨国经验，还是职业早期的国际流动性，英国青年在脱欧后都明显处于更不利的位置。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Erasmus 回归被赋予了超出教育本身的政治与社会意义——它被视为对脱欧后代际失衡的一次修补。
因此，英国重返 Erasmus，首先是一项内向型政策。它要解决的是英国学生“走不出去”、英国高校“被边缘化”、以及政府在青年议题上长期承受的政治压力。对斯塔默政府而言，这也是一个相对低风险、但象征意义极强的对欧关系修复动作。
在这一逻辑下，中国学生的位置其实非常清楚。Erasmus 的目标人群，从制度设计上就不是国际付费学生。参与者以短期交换为主，停留时间有限，不以获取完整学历为目的，也不构成高校的核心学费来源。它解决的是流动机会和合作网络的问题，而不是招生和财政问题。
换句话说，英国选择重返 Erasmus，并不是在重新配置国际学生市场，而是在填补脱欧留下的结构性空缺。把这一决定直接解读为“对中国学生不再友好”，本身就是一种错位。真正需要讨论的，不是英国是否“转向欧洲学生”，而是：在完成这一结构修复之后，英国高校会如何重新审视自身对国际学生的依赖方式。
围绕英国重返 Erasmus 的最大焦虑，集中在一个直观的想象之上：既然欧洲学生会更多地进入英国校园，那么中国学生的空间是否会被压缩？但这一判断，建立在一个并不成立的前提之上——把欧洲交换生和中国留学生视为同一类竞争者。
从功能和结构上看，两者并不处在同一个位置。Erasmus 体系下的学生，通常以半年到一年的短期流动为主，目标是课程体验、语言训练或跨文化经历，而不是获取完整学位。他们往往不承担高额学费，也不进入英国高校最依赖收入的研究生阶段。
相反，中国学生在英国高等教育体系中的核心角色，长期集中在本科完整学制、硕士和博士阶段，尤其是在 STEM、商科和研究导向项目中，既贡献稳定学费，也支撑科研和排名。
正因为如此，“欧洲学生回流”并不等于“替代中国学生”。两者并不在同一个价格区间，也不承担相同的制度功能。交换生带来的是活跃度和合作网络，而中国学生提供的是长期投入和财政稳定性。这种差异，决定了它们并非零和关系。
如果一定要谈“影响”，反而更有可能受到冲击的，是那些原本就处在边缘位置的国际生群体。比如来自其他非欧盟、非高付费国家的学生，或是依赖国际生补贴维持运转的小型院校和低盈利学科。在这些场景下，短期流动项目的回归，确实可能改变部分招生结构。但对于高度国际化、依赖研究生教育和科研声誉的英国主流高校而言，Erasmus 从来不是学费来源，中国学生仍然是不可替代的财政和学术支撑。
因此，“中国留学生黄金时代结束论”在逻辑上最大的问题，并不是悲观，而是混淆了“学生数量”和“学生价值”。人数的增减并不必然意味着地位的变化，真正重要的，是高校在结构上需要什么样的学生，以及这些学生在体系中承担什么功能。
如果说英国重返 Erasmus 真正释放了一个信号，那它指向的并不是“不要中国学生”，而是英国高等教育正在进入一个更谨慎、更分层的阶段。在过去十多年里，国际学生，尤其是中国学生，在一定程度上承担了“快速补位”的角色——补财政、补规模、补国际化指标。这种模式在短期内有效，但也埋下了结构性风险。
近几年，英国高校和政策层面对这种单一依赖的警惕明显上升。无论是签证政策的反复、舆论对国际学生数量的争议，还是高校内部对生源结构的重新评估，都指向同一个方向：国际化不再只是“越多越好”，而是需要更可控、更可持续。
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学生会被整体排除。相反，真正发生变化的是“标准”。英国高校仍然需要中国学生，但不再是以一种无差别吸纳的方式，而是更看重其在科研、课程表现、就业转化和国际声誉中的具体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学生的地位并未被削弱，而是被重新定价。
也正是在这里，“黄金时代”这个说法显得尤为容易被误解。中国学生之所以在英国高校中占据重要位置，从来不是因为英国特别慷慨，而是因为在结构上离不开这一群体。而现在的变化，并不是这种依赖消失了，而是英国试图降低风险、提高选择性。
因此，与其说一个时代正在结束，不如说一种“躺赢式想象”正在退场。在一个不再单纯依靠数量扩张的体系中，中国学生面临的不是被挤出，而是被更明确地要求“值不值得被留下”。
英国名校教授科研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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