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表面上容易被简化为“每天花了多少时间”。但如果要解释这些行为与身份认同、数字素养和幸福感之间的关系，真正的研究对象就复杂得多：同样的在线活动，对不同语言背景、家庭环境与同伴网络的人，可能承载完全不同的意义。
香港教育大学英语教育学系的谷明月教授，研究语言与身份认同、数字跨媒介素养、多语实践以及社交媒体中的青年福祉。她还担任学校负责研究的助理副校长和研究型研究生项目主任。比起把这些职位视为个人履历，她的研究视角更值得关注：青年如何在数字空间不断调整对“我是谁”的理解。
谷教授提出的数字跨媒介素养概念，试图理解人们穿行于不同语言、媒体与表达形式时，如何形成身份认同和自我概念。它与单纯统计屏幕时间不同，更强调一段表达发生在什么场景、面向谁、有哪些社会规范，以及当事人怎样解释自己的选择。
这一类课题需要能耐心处理矛盾的研究者。受访者可能表示“网络让我更自在”，却又担心受到评价；一段社交媒体内容看似积极，放进更长期的身份变化过程里，也可能包含回避与冲突。研究者不能只选取符合预设的语句，也不能把某一种平台上的行为直接等同于心理结果。
例如一项关于网络身份的研究，研究者可能同时观察参与者发帖时使用的语言、他们希望向不同受众展示的形象，以及离线同伴关系是否支持这种表达。若把这些材料统一编码为“积极”或“消极”，许多微妙但关键的动机就可能消失。研究者需要反复回到原始语境，判断自己的分类是否遮蔽了参与者的声音。
团队长期研究的问题，不只是平台变化
学校公布的谷教授项目涉及青少年的在线身份、自我概念清晰度、数字素养与福祉，也关注语言政策和多语环境。可见她的研究兴趣并不依赖某一个流行平台，而在于社会情境中的语言、身份与人际互动。即使未来平台形式变化，这些底层问题依然值得讨论。
数字研究也带来伦理与解释上的双重限制。公开可见的帖子不一定意味着内容能够脱离原本受众被随意展示；行为轨迹与访谈叙述之间的矛盾也不适合直接视为“不真实”。团队长期关注青年福祉和身份实践，申请者若要提出研究设计，必须说明数据使用的边界以及如何保护参与者的语境。
假设申请者曾做过学生社交媒体使用访谈，材料里只写“访谈了一组学生并进行主题分析”，其实还看不出研究深度。更重要的是为什么招募这类人、访谈提纲如何区分身份表达与一般社交行为、是否允许出现与原假设相反的案例，以及研究者怎样反思自己的解释位置。这里描述的是假设场景，并非谷教授团队的实际样本。
如果背景是语言学或教育研究，申请者可能熟悉话语分析和课堂情境，却不太熟悉线上平台的数据结构；如果来自传播学或心理学，可能更习惯大规模量化测量，却需要补强身份叙事和语言社会情境的理解。两个方向都能连接谷教授的问题，但适合切入的具体研究任务不同。
谷教授近年的项目将在线社交实践与青少年自我概念清晰度联系起来。这类研究不是先把平台使用习惯贴上好坏标签，再寻找数据证明自己的看法，而是要在具体的语言和社群环境中提出可以经受反例检验的问题。对博士申请者而言，能否接受证据推翻最初的直觉，是判断自己是否适合此类研究的重要一关。
研究型博士入学后，导师与指导委员会共同帮助学生形成研究计划。这意味着学生不能只接受导师给出的题目，还需要练习在资料收集与分析过程中调整研究问题。对跨语言、跨文化的数字身份研究而言，研究问题的改变并不一定说明设计失败；有时恰好说明研究者开始重视原本被忽略的社会情境。
谷教授已经获得香港教育大学个人研究卓越奖，也曾获得香港中文大学研究奖项；其个人资料列有由研究资助局支持的青年数字素养、社交媒体与自我概念相关项目。这些材料可以帮助申请者理解团队有持续的研究积累，却不能据此推断眼下任何一位导师的私人招生名额。
从申请窗口回到具体研究选择
香港教育大学公布的研究型博士项目设有2027年9月入学批次，申请截止为2026年12月1日。学校规定，学生在导师及指导委员会的帮助下制定研究计划并完成论文。研究生助学金对符合条件的全日制、政府资助研究型研究生按学业表现考虑，2026/27学年博士生标准月津贴为港币19,100元，确认资格后的博士生另有不同标准。这里并不意味着所有博士录取者都能自动拿到助学金。
对于希望跟随语言与身份研究团队的学生，关键并非把“社交媒体”“青少年”“多语言”全部塞进同一个研究计划，而是选定一种可观察的行为与一个可解释的问题。例如在不同语言群体之间，青年如何改变自我呈现策略；这种改变又怎样被研究者区分为主动选择、同伴压力或平台规则的影响。
真正的团队适配，最终表现为你是否愿意长期追踪问题的细微变化：重读访谈、修正编码、处理不一致的观察，并在资料并不整齐时保留解释上的谨慎。对社会科学博士而言，这种耐心比一个过于完整的宏大题目更有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