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政府正通过社交媒体、新闻稿和电视采访等非传统渠道，向美国高等教育领域发起一场“战争”。这种采用模糊术语和可疑法律授权的公开攻击，与联邦政府历来发布指导和政策变更的传统方式大相径庭。专家分析认为，其核心目标是通过制造普遍的不确定性来控制这一自由领域，迫使其屈从于政府的政治议程。
今年三月，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新闻办公室宣布，该部门已联合教育部和总务管理局，启动对哥伦比亚大学的全面审查。审查涉及5410万美元的联邦合同和50亿美元的联邦拨款承诺，理由是该校涉嫌违反《民权法案》第六章。次日，总统本人在社交媒体上加码施压，在他自有的保守派社交网站“Truth Social”上发帖称，任何允许“非法抗议”的高校都将面临失去联邦资助的风险。
五月，在与哈佛大学持续的公开交锋中，教育部长琳达·麦克马洪（Linda McMahon）在社交媒体平台X上发布一封信函，宣布联邦政府将不再向该机构提供拨款。这份文件罗列了对哈佛的种种不满，包括指责其采纳“补习数学项目”、聘用“失败的”前市长比尔·白思豪（Bill De Blasio）和洛里·莱特富特（Lori Lightfoot），甚至将矛头指向哈佛集团高级研究员、被其称为“民主党特工”的潘妮·普利茨克（Penny Pritzker）。
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新闻与媒体学院“埃德加·托马斯·卡托杰出教授”、信息、技术与公共生活中心主任研究员丹尼尔·克莱斯（Daniel Kreiss）认为，这种沟通方式和语调远不止是夸夸其谈，它揭示了一个针对整个国家（包括高等教育）的更连贯的愿景。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发布公开威胁、使用可被随意解释的标签、以及拿个别大学“杀鸡儆猴”，都是为了控制一个自由领域并引发广泛担忧的策略。
问：本届政府与高等教育的沟通方式是该领域前所未见的。公开信和社交媒体帖子如今成了传达调查、冻结资金或威胁未来行动的工具。这揭示了政府如何看待其与高等教育的关系？
丹尼尔·克莱斯：这绝不是二战以来美国政府与研究型大学之间盛行的那种合作关系——当时政府与科研产业合作，旨在让美国在军事和经济上变得更强大。如今这完全是一种对抗性关系。特朗普政府正在表明：“大学和广义上的高等教育正在削弱美国，因此我们必须让美国高教就范，以使其符合我们对美国应有形态的政治愿景。”这种沟通特点，正是一种“宣传式决策”（policymaking through publicity）的策略，同时也是在制造一种普遍的不确定氛围，而这一切都服务于他们的核心目标，即控制。本质上，他们希望大学能听从政府自身的愿景和优先事项，服从于美国的议程——一个由目前占据政府所有三个分支的、极度反动的极右翼联盟所定义的议程。
问：您认为本届政府对高等教育有特定的愿景吗？
克莱斯：我认为这是一个对美国的愿景，而特朗普对此的阐述已非常清晰。这是一个在种族、民族和宗教上被狭隘定义的美国；一个对其历史有着特定理解、并与那些占主导地位的宗教、种族和民族群体相符的美国；一个在性别定义上强调阳刚之气、并以此决定谁应在公共生活中掌权的美国。所以，当我们谈论对高等教育的愿景时，它就是一个服务于上述目标的教育体系。这一点在你所看到的那些关于DEI（多元、公平与包容）等议题的模糊声明中显而易见。任何从事教育或研究的人，只要其工作内容与颂扬那个特定主义的美国相悖，就会被视为可疑和非美国人。高等教育与新闻记者、科学家等社会中所有知识生产机构一样，都被视为问题所在，因为它们扮演着问责的角色。它们追究企业污染环境的责任，追究高管违反民主规范的责任，或者追究掌权者未能妥善履行公众信任的责任。我认为，本届政府想要削弱大学可以扮演的这种问责功能，因为这最终会损害他们为实现其更宏大的美国愿景而行使权力的能力。
问：您提到了关于DEI等议题的模糊声明。从这种散布困惑、使用不明确和未定义语言的策略中，您得出了什么结论？
克莱斯：最终目标是控制。他们有法律、监管等一些工具，也有大量的资助手段，可以让那些在公民社会中本应自治的机构遵从他们的意愿。但如果缺少这些杠杆，你还能用什么呢？答案是：利用宣传来获得自愿的服从或“预期性服从”（anticipatory compliance）。这正是宣传的关键所在。每当他们在X或Truth Social上发布消息，或公开谈论某件事——无论是威胁还是声称某所大学将受到调查——他们都是在对整个高教领域喊话。宣传确保了高等教育界的每一个人都必须对他们的话做出反应，即使不是公开回应，至少在内部决策中也必须考虑。
如果没人真正知道DEI是什么，歧视到底包括什么，哪些威胁是真实且合法的，谁会以及如何被调查，这就创造了一种环境，迫使每一位大学管理者都必须以某种预期性的方式行事，以减轻感知到的威胁或逃避审查。这最终加强了对大学的控制，因为大学的行为方式可能会在某种程度上迎合，甚至可能远远超出了法律实际允许的范围。
最高法院近期的裁决也加剧了这种情况——使得联邦法官更难发布广泛的禁令。本质上，这意味着人们会进行预期性判断，以某种方式解读这些公开声明。在缺乏任何其他关于何种行为可能受到司法审查或本身就可能在司法上存疑的指导下，管理者将基于自身的风险评估来做决策。
问：谈到法院，我们看到了一系列挑战本届政府的诉讼，所以这些问题最终会由法律做出裁决。这种清晰的判决会扭转您所描述的“预期性服从”吗？
克莱斯：症结在于司法程序需要数年时间，而大学管理者现在就必须采取行动。正是这种时间上的脱节——“哦，我们的律师肯定告诉我们这最终很可能会被推翻”——与现实中你必须根据年度预算或NIH（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SF（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指导方针立即行动之间的矛盾，造成了困境。所有这些决策都必须在当下、在充满不确定性的氛围中做出。
因此，在这种背景下，法律解决方案遥遥无期，如何达成解决方案的策略也极不明确，我不认为高等教育界在寻求司法补救方面处于有利地位。
问：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些大学如何回应的例子——哈佛大学的反击、哥伦比亚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妥协、弗吉尼亚大学校长吉姆·瑞安的辞职。大学是否为应对这一时刻做好了准备？
克莱斯：情况很复杂。我们看到的最有力的公开抵抗案例是哈佛，但即便在哈佛进行谈判时，特朗普政府仍在持续对其施加巨大的公众压力。这又回到了之前的观点：他们的喊话远不止针对哈佛，而是在说：“如果你们这样做，你们将承受联邦政府的全部审查压力，我们愿意打这场仗。”
大学处境艰难有几个原因。首先，集体行动非常困难。高等教育领域高度多元化，问题是谁最有能力去进行这种抗争？其次，每个机构，无论多大，都极其复杂。要为一个议题争取到全体教职员工乃至整个大学的支持，从而主动出击，是非常困难的。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找到一些有效的模式。哈佛大学选择加倍努力，就高等教育的价值提出一个易于理解的论点，这是我们最好的公共传播策略——即真正强调大学如何成为社区、州乃至美国本身的经济引擎。当我们谈论推动科技进步时，无论是人工智能的早期研究还是互联网的开发，都源于大学主导的研究，而这些研究部分是通过联邦补贴和科研经费资助的。这使美国成为全球技术创新的领导者。
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团结共和党联盟中那些亲商、支持大企业的人士，因为这些企业正是建立在大学帮助构建的基础设施之上。我们为《财富》500强公司培养员工，巩固了美国在全球企业劳动力中的主导地位。我们不是说我们无所不能，但我们确实做了大量极具公共价值的工作。必须有人站出来阐明这一点，因为如果没人这样做，美国公众又怎会自己得出这些结论呢？
问：关于联邦资助的大学研究推动技术创新和经济发展的论点——本届政府是否对此充耳不闻？
克莱斯：我的有根据的猜测是，大学之所以成为如此特别的攻击目标，完全是出于政治目的。归根结底，这与美国的经济增长或技术优势无关。这首先是一种政治策略，旨在动员一系列的不满和受害者情绪，以帮助建立和维持一个政治联盟。
这种策略的核心是宣扬特朗普的选举联盟正不断地成为受害者——他们变得更不安全，美国正因移民而失去其文化、语言和身份等。自从特朗普在2016年大选前宣布参选以来，这一直是主旋律。
另一个因素是两党选民在是否拥有大学学历上的分化。这是助长共和党联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也解释了为什么对高等教育的攻击，如果我们从宣传的角度来看，其实是在进行“身份认同建构”。它像是在说：“我们代表你们这些没上过大学的人，对抗所有那些不尊重你们、不断诋毁美国、想让我们成为某种破坏美国伟大的世界主义力量的高等教育精英。”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这从根本上是政治性的。
【竞赛报名/项目咨询+微信：mollywei0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