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几年，安徽医科大学的图书馆对很多人来说都不陌生。
天还没亮，门口就已经有人排队，占座用的书和水杯一字排开。
本科毕业准备出国留学的时候，我也常去那座图书馆。白天备考托福，晚上再把白天没消化完的东西重新过一遍。也正是在那里，认识了后来成为爱人的她。
她是二战考研，目标是C9医学专业。
那时候的节奏很容易分辨。
我通常是中午才到，老同学已经占好位置，点一杯咖啡，把耳机戴上开始听听力、刷阅读。中途累了就起身走两圈，再回来继续。心里始终很清楚：只要托福考出来，就可以走。
她不一样。
每天早上6点，天还没完全亮，人已经在图书馆门口等着。进馆第一件事是占座，把书、错题本、保温杯一一摆好，一坐就是一整天。桌面上永远是密密麻麻的笔记，页角被翻得发皱。刷题、背书、整理错题、再刷一轮，几乎没有完整停下来的时候。
有时晚上回宿舍，已经很晚了，第二天依然照样早起。
这样的节奏，她保持了整整两年。
国内考研真正消耗人的地方，并不是某一道题，而是倒计时。日历一页一页撕掉，时间越来越少，但结果依然不确定。错一次，代价可能就是一年。那种压力不是爆发式的，而是每天都在、一直在。
相比之下，出国读研的路径清晰得多。国外研究生是申请制，看本科四年的均分、课程背景和整体履历。Offer拿到之后，只要补齐语言成绩，路就通了。托福备考大概3个半月，也会紧张，也会失眠，但那种紧张是有终点的。
很巧的是，国内考研结束的那一天，托福考试也刚好结束。
后来结果出来，两个人都顺利上岸。
她考上了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还顺利通过了面试；我这边也正式入读墨尔本大学土木工程硕士。
也是在那个时刻，留学这件事第一次被真正看清。
它不只是另一条路，而是一种privilege。
不是因为更轻松，而是因为容错空间更大。
一边是长期对抗不确定性的淘汰赛，一边是可以用条件、材料和时间去换结果的路径。背后站着的，是家庭是否能兜住风险，是否允许试错。
承认这一点之后，很多话就不太好再说出口。比如简单地把差异归结为努力不够。也很难再把留学说成一句世界很大想去看看。
能做的事情反而变得具体了。把申请规则讲清楚，把容易踩的坑写出来，让后来的人少绕一机构；在团队里少一点机构感，多一点愿意拉别人一把；在自己有能力的时候，尽量让别人轻松一点。
privilege不是原罪，但它会考验一个人。
是用来炫耀，还是用来建设；
是变成机构感，还是变成同理心。
